《大明高僧傳》，簡稱《明高僧傳》，八卷(清藏作六卷)，明代釋如惺撰。如惺號幻為，為天台宗真清的弟子，復從千鬆得禪師習禪宗，曾住天台山慈雲寺及嘉興楞嚴寺，除本傳外，還有《得遇龍華修證懺儀》四卷，今存(見袁黃撰《象先禪師塔銘》及管志道撰《龍華懺儀序》)。
　　此傳作者成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自序中談到前代高僧傳止於宋初，以後無人續編。同年，又將在庚子歲 (1600)校刊的《金湯編》加以補輯。作者在涉獵史志文集中見到一些名僧的碑傳，隨喜錄出，從南宋到明末共得若干人，題名《大明高僧傳》，以備後來修史者的采摭。書名「大明」乃指編譔的時代而言，不是指的內容範圍。他本擬上繼《宋高僧傳》，但《宋高僧傳》止於北宋初，此傳則始於北宋末，中間相隔一百數十年，仍有一段空白。
　　此傳只有《譯經》、《解義》、《習禪》三科。《譯經》科中著錄的僅元代沙囉巴一人，《解義》科中著錄的自南宋迄明萬曆間四十四人，《習禪》科著錄的自北宋末迄元仁宗間六十七人，共正傳一百一十二人，另附見六十八人。其中普交卒於宣和六年(1124)，則是北宋人，序中所言始於南宋，當是作者的忽略。又《習禪》科沒有著錄明代僧人，也無梁、唐、宋僧傳的後面七科，可見是尚未完成的著作。傳中著錄的僧人，大都居南方，居北方者僅數人，金僧僅教亨(卷五)、海慧(卷七)二人。
　　此傳根據的史料，作者沒有指明。但可以考知的，如必才、允若(卷一)、弘濟(卷二)、士璋、大同、慧日(卷三)諸傳，是據宋濂撰的《大用才公行業碑》、《若公塔銘》、《天岸濟公塔銘》、《璋公圓塚碑銘》、《別峰同公塔銘》、《東溟日公碑銘》(均見《宋學士文集》卷五、五十二、五十七、五十八、六十)等而成。真清的傳(卷四)是據袁黃撰的《象先禪師塔銘》(見《天台山方外誌》卷二十四)而成。《道震傳》是參考曉瑩的《羅湖野錄》卷上而成。全書《習禪》科絕大部分是據《五燈會元》刪節成篇，因而語錄的氣氛很濃厚。又教亨(卷五)、崇嶽、道悟(卷八)等傳皆據《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沙囉巴(卷一)、文才、英辯、德謙、達益巴、妙文、了性、寶嚴(卷二)等傳皆據《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寫成。至《沙囉巴傳》中所說：「今於《元史》僅得此人」，史字當是世字之誤，因《元史》中不載沙囉巴，而在《元史·釋老傳》卷二百零二中則有必蘭納識裡的傳，必蘭納識裡曾譯經六部，不為本傳所載，足證作者沒有利用《元史》。
　　此傳體裁與以前的梁、唐，宋三部僧傳同，而每科之後無「論」，當是因為全書尚未完成之故。有的傳後有「系曰」，則是仿自《宋高僧傳》。在「系曰」中，透露出作者一部分觀點。《祖覺傳》(卷六)「系曰」：「古為人師者……，未嘗輕許而賊夫人子；今人才見靈利後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頓焉稱賞。」《彌光傳》(卷六)「系曰」：「世之靈利漢，靡不坐晦庵(彌光)膏肓之疾……曾未服醫父起死回生之劑，且急欲為人指迷，不亦謬乎？」《蘊能傳》(卷七)「系曰」：「世之師徒賓主相見，能具此(大溈瑃禪師和蘊能)風采作略，庶兩無遺憾」。明代末葉，禪宗極盛而混雜，師徒之間，問答之際，頗多狂禪濫調，自謂解人。作者此論，當是針對時弊而發。《法忠傳》(見卷五)和《自回傳》(見卷六)的「系曰」都指出習教者固執門庭，歧視禪家，不知禪宗自有悟處，則是調和禪與教的論調。各宗融和，正是時代要求的反映。
　　此傳在編纂方面，並不是沒有缺點的，首先，一些篇傳所載事蹟較略，如性澄、蒙潤(卷一)、本無(卷二)、祖儞、如玘、紹宗(卷三)在《續佛祖統紀》中都有傳；又瞭然、若訥(卷一)在《釋門正統》(卷七)中有傳；善悟、士珪(卷五)在《僧寶正續傳》(卷四、卷六)中也有傳，所記事蹟和卒年等，都較此傳為詳，可以參閱。另外，在個別地方也時有錯誤：一、祖覺在卷一有傳，卷六中又重出，而卷六的傳系據《五燈會元》，較卷一的傳為詳，未將二傳合併，誤作二人，分入二科，實嫌疏忽。二、沙囉巴姓積寧氏(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允若俗姓相裡(見《宋學士文集》卷五)，乃認積寧、相裡為地名、誤作籍貫。三、又《文才傳》謂元成宗署才為真覺國師，「總釋源宗，兼祐國住持事」。按《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洛陽白馬寺是佛教創始的廟宇，故稱「釋源」。其宗主歿，詔以師繼之。作者刪節不當，乃致原意晦礙難明。四、此外，《宗杲傳》作紹興三十一年(1161)卒，應據《大慧年譜》作隆興元年(1163)卒；《道沖傳》作理宗三年(原書年號不明)卒，應依趙若琚撰的《徑山癡絕禪師行狀》(見《癡絕道沖禪師語錄》卷下)作淳祐十年 (1250)卒為確。五、建文帝出家號應能事，為千古疑案，傳說紛紜，殊不足據。作者謂《應能傳》「於僧傳是不可闕」，實則闌入不可靠的記載，有欠妥當。
　　正如作者自序所說，是隨喜錄之，以備後之修史者采摭，因而沒有嚴肅加工整理，不免存在缺點，尤其不是全豹，不能算作代表某一時期的綜合傳記，也無法滿足後世的要求。雖然如此，但是在本書中還保存了一部分為它書所無的傳記，而且纂集三個朝代部分僧傳在一起，對佛教史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過去這類傳記缺乏的年代裡，將它作為前三部高僧傳的繼續，實際它是很難和前三部具有代表意義的僧傳相並提的。
　　(蘇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