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僧傳》，或作《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宋代釋讚寧等撰。
　　讚寧俗姓高，吳興郡德清縣(今浙江省德清縣)人。後梁貞明五年(919)生，後唐天成間(926～929)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934)入天台山受具足戒。通南山律，有「律虎」之稱。任兩浙僧統，吳越國王授以「明義宗文大師」的稱號。宋太平興國三年 (978)吳越降宋，寧隨錢俶來到汴京。宋太宗在滋福殿召對，授予紫衣，賜「通慧大師」號。六年(981)任右街副僧錄。七年(982)奉令修《大宋高僧傳》，乃請命回杭州編纂，到端拱元年(988)完成。淳化元年(990)又奉令編《三教聖賢事蹟》，寧擔任其中的佛教部分，撰成《鷲嶺聖賢錄》五十卷。二年(991)任史館編修，咸平元年(998)任右街僧錄，次年遷左街僧錄。咸平四年(1001，一說咸平五年)入寂，年八十三歲。撰佛教著作共一百五十二卷，一般著作四十九卷。
　　宋代開創以來，一變後周王朝對待佛教的限制政策，於是雕大藏經，設譯經院，普度僧尼，營建寺字。太宗還注意到佛門中的高賢景行的人物和事蹟要加以編纂(見卷首批答)，特命讚寧擔負這個任務。讚寧在杭州與弟子顯忠、智輪等從事編譔，歷時將近七年，撰成本書三十卷，受到太宗的獎勵，令僧錄司編入大藏。到至道二年(996)，讚寧又修理重治，補進去一些材料(見後序)，始成定本。
　　作者為編纂本書，廣泛地采摭了各方面的資料。他上太宗表文中曾說：「遐求事蹟，博采碑文」；自序中也說：「或案誄銘，或征志記，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而以采自碑文塔銘的為最多，就現在的碑版文字來對照，還可以看出其中採擷的痕跡，如《道因傳》(卷二) 是據李儼撰的碑文(見《金石萃編》卷五十四)，端甫、宗密傳(卷六)是據裴休撰的碑文(見《唐文粹》卷六十二，《金石萃編》卷一百十四)，惟寬(卷十)、上恆、神湊(卷十六)、寂然傳(卷二十七)是據白居易撰的碑銘(見《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一、六十八)。這些傳中都曾經提到某某人為他撰碑或銘，這就等於註明了出處。另外有的雖沒有說明出處，實際也是從碑銘中來，如《玄素傳》(卷九)是據李華撰的《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見《唐文粹編》卷六十四)、《道光傳》(卷十四)是據皎然撰的《唐杭州華嚴寺大律師塔銘》(《皎然集》卷八)，似此者還很多。此外，如《知玄傳》(卷六)引用僧徹撰的傳，《懷素傳》 (卷十四)引用如淨撰的傳，《鑒真傳》(卷十四)引用思托撰的《東征傳》，又如羲寂(卷七)、德韶(卷十三)、王羅漢(卷二十二)等，或是讚寧的同學，或是讚寧曾經譔過塔銘，這些傳也就是參照讚寧自己的原作寫的。再如法翫(卷九)、志鴻(卷十五)、允文(卷十六)、《道育傳》(卷二十三)，則是經過讚寧親身採訪寫成的。另外，作者還根據了一些唐人的著作，雖沒有註明，但仔細考察還不難復按，如不空(卷一)、一行(卷五)、難陀、義師(卷二十)、智燈(卷二十四)、守素、法正、惟恭、會宗、道蔭(卷二十五)等傳，都是據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及《續集》；明瓚(卷十九)、圓觀(卷二十)等傳，都是據袁郊的《甘澤謠》；搜集方面之廣，由此可見。
　　本傳分《譯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讀誦》、《興福》、《雜科》十篇，每篇之末有論，均與《續高僧傳》相同。但在有些人的傳末又附以系曰，來申明作者的宗旨，或者自為問答，來解釋某一疑難，則是前傳所無。
　　本傳著錄自劉宋到宋初十個朝代的高僧，正傳得五百三十一人，見於附傳的一百二十五人。
　　讚寧明習掌故，對於史書寫作的體例，頗為重視，在某些篇傳中，就表達了這種意見。《欽師傳》(卷十八)中說明作傳的人受到條件的限制，難免遺漏。本書中記載上涉到魏、齊、陳、隋的僧人，用來補《續高僧傳》之闕，就是這個原故。《道鑒傳》(卷十八)說一件事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史家記錄，可以按傳聞異辭的例來記載。《清徹傳》(卷十六)說明有的傳太簡，乃因記載闕如；撰史要求實錄，繁略都必須有據等。作者在這幾篇中，發凡起例，說明寫作的標準和態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宋高僧傳》謂：「讚寧此書於武后時人皆係之周朝，殊乖史法。」又謂：「本書所載，即託始於唐，而《雜科篇》中乃有劉宋、元魏時代兩人，亦為未明限斷。」(卷一百四十五)實則武后時人系之周朝，完全符合史實，而上紀宋、魏，也如前面所說，是為了補《續高僧傳》的遺漏。並且此書不是斷代的著作，不能以「限斷」來說明它的不謹嚴。相反的，讚寧則是極其講究史法、重視史法的。他「曾撰《非史通》六篇，為王禹偁所激賞」(見《青箱雜記》卷六)，就是明證。
　　本傳《習禪篇》的篇幅比較多，所記都是禪宗著名人物。從唐代迄宋初，正是禪宗興盛時期，五家漸次成立，宗派之爭也最激烈，在禪宗燈錄諸書則大半隱諱而不載。本書在神秀、神會(卷八)、靈坦、圓寂(卷十)等傳以及《習禪篇》論(卷十三)中，將南頓北漸鬥爭的情況客觀地反映出來，是研究禪宗史的很好資料。其次，律宗的南山、相部、東塔三家的爭執，記載在道岸(卷十四)、如淨、曇清、圓照(卷十五)等傳和《明律篇》論(卷十六)中。它雖於各家所根據的理論沒有詳細的說明，但是關於律宗的發展，則是很寶貴的記錄。此外，密宗是唐代新傳來的宗派，其中幾位主要人物如金剛智、不空(卷一)、善無畏(卷三)、一行(卷五)等事蹟，都是比較詳細的，另外，《譯經篇》論(卷三)中所載譯經的六例，譯場的設官分職，也是譯經史上重要的文獻。
　　在本書中又記載有一些有關佛教掌故的考證，例如《菩提流志傳》(卷三)中論「莎嚩訶的譯音，《元康傳》(卷四)中的解釋「納播」，《智藏傳》(卷六)中的證「杭烏山」之訛，《道膺傳》(卷十二)中的記「卓祭」，《義宣傳》(卷十五)中的解釋「不避祖諱」等。
　　本傳在分類上，也有些是不完全恰當的。智常、楚南、玄泰(卷十七)、希運(卷二十)，全豁(卷二十二)都是禪宗的人物，似不宜歸入護法、感通和遺身科；玄朗(卷二十六)、延壽(卷二十八)都是對佛教理論有深厚的素養，不宜列入興福科；道邃(卷二十)是天台宗第十祖，智宣(卷三十)西行求法，歸來譯經，都不宜列入雜科。另外，還有一部分傳，如圓測、慧沼(卷四)、法藏(卷五)、光仁、靈徹(卷十五)道義(卷二十) 等，都失之太略。按宋復有《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李儼有《唐故白馬寺主翻譯慧沼神塔碑》(均見《玄奘師資傳叢書》)，可以補圓測、慧沼傳的不足。崔致遠有《法藏和尚傳》，記法藏的事極詳。澄玉有《疏山白雲禪院記》(《全唐文》卷九百二十)，劉禹錫有《徹上人文集序》(《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三)，載有光仁、靈徹二人的氏族、籍貫和事蹟。《廣清涼傳》卷中有「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記道義事，又朝鮮的高僧義湘、元曉(卷四)、真表(卷十四)，在《三國遺事》中引有《浮石本碑》(卷三)，《義湘本傳》、《元曉行狀》、《真表事蹟》(均見卷四)等，可以和本傳互相參證。
　　本書中個別的記載也有錯誤之處，《道宣傳》(卷十四)、《善無畏傳》(卷二)記善無畏到唐，願依止道宣。其中還雜以怪誕之談。作者明知無畏來時，道宣已去世五十年，但是仍說無畏出沒無常，非人之所測，而寧違背史實。《善無畏傳》又載北邙山巨蛇事，據《舊唐書·五行誌》(卷三十七)，此事發生在天寶年間，時善無畏早已逝世。這段根據《宣室誌》(卷十)而轉載的事，也是妄傳而非事實。《不空傳》(卷二)中有咒北邙山蛇死的事，此處或即不空的事之誤傳(見《隆興編年通論》卷十六)。又《法藏傳》(卷五)記他曾經參與玄奘譯經，後因見識不同而退出譯場。按法藏生於貞觀十七年(643)，至麟德元年(664)玄奘卒時，才二十一歲，尚未出家。考崔致遠撰的《法藏和尚傳》也沒有參與玄奘譯場的記載，這段記錄也是不可靠的。《澄觀傳》(卷五)作「元和年卒，春秋七十餘」。應改為開成三年(838)102歲卒才是(見《隆興編年通論》卷二十五)。《齊翰傳》(卷十五)作大歷十年終於本院，春秋六十八。按皎然撰的《唐蘇州東武丘寺律師塔銘序》作「某年終於本院」(《皎然集》卷八)，某年並沒有具體指明是何年，作大歷十年，是承上文入流水道場的年代而致誤。《唯儼傳》(卷十七)說他謁石頭希遷禪師，密證心法，《隆興編年通論》(卷二十四)說《傳燈錄》等都以藥山嗣石頭遷，而藥山去世後八年弟子們立的碑則謂得法於馬祖道一，碑即指唐伸撰的《澧州藥山惟儼大師碑銘》(《唐文粹》卷六十二)，作從馬祖道一二十年，當以碑文所載為確。
　　還有些高僧沒有收入本傳，後人對這點頗有意見。如宋釋慧洪說：「雲門大師僧中王也，與之同時，竟不載，何也？」 (《林間錄》卷上)又說：「予初游吳，讀讚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去之。」(《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題詢上人僧寶傳)明釋大艤在《建州弘釋錄序》中，清徐昌治在《高僧摘要目錄》裡，都有此議。又宋釋智圓說，匯征應「列傳於高僧，播美乎百世，而不見大宋之十科者，雖曰傳者不蔽賢，吾不信也」(《閑居篇》卷十《佛氏匯征別集序》)。文偃是雲門宗開山始祖，雖有雷岳撰的《匡真大師塔銘》和陳守中撰的《匡聖宏明大師碑銘》(見《南漢金石誌》卷一、卷二)，但在偏僻的廣東乳源縣，因而沒有列入。這正是作者在《欽師傳》中所說：「亦猶大宋文軌既同，土疆斯廣，日有奇異，良難遍知。縱有某僧也，其奈史氏未編，傳家無據，故亦闕如弗及錄者，留俟後賢者也。」(卷十八)若說因非講學而被刪去，則不是事實。至於匯慈在吳越國以文學出名，讚寧曾從之學文章(見《小畜集》卷二十《右街僧錄通慧大師文集序》)，沒有列入，自然難免「蔽賢」之譏了。
　　總的說來，本書根據大量原始資料，整理排比，剪裁融貫，然後成書，而敘事清楚，雖間有神齊怪誕記載，仍不失為這一時代中有關佛教歷史人物的一部重要著作。
　　(蘇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