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是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生於東晉懷帝永嘉六年(312),卒於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一說年七十二)。

  道安出生於常山扶柳縣(今河北省冀縣境)的一個讀書人家裡。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因為形貌黑丑,不為他的剃度師所重視,叫他在田地裡工作,而他一點沒有怨色。幾年之後,才向剃度師要佛經讀,由於他有驚人的記憶力,使他的師父改變了態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還准許他出外任意參學。大約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東晉成帝咸康元年,335),在石趙的鄴都(今河南省臨漳縣境)遇見了佛圖澄。佛圖澄一見到他就非常賞識,對那些因他丑陋而輕視他的人說,此人有遠識,不是你們所能及。因而他就師事佛圖澄。據《高僧傳》卷五的記載,道安在佛圖澄死後才離開鄴都,十三、四年之間,他經常代替佛圖澄講說,並且解答了許多理論上的疑難問題,贏得「漆道人,驚四鄰」的美譽。佛圖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335),內部變亂,道安就在這時離開河南到山西的薓澤(今臨汾縣境)去住。薓澤地方很偏僻,可以暫避兵燹之禍,因此竺法濟、竺僧輔和竺道護等都先後冒險遠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後漢安世高所譯的有關禪觀方面的《陰持入經》、《道地經》和《大十二門經》,並作了註解。

  道安在薓澤住了不久,又和同學法汰至飛龍山(今河北省涿鹿縣境),與僧光等相敘。僧光對於禪定極有研究,是道安還沒有受具足戒時的老朋友,相見之後就住下來互相研討。這時道安已經放棄了「格義」,他和僧光的一段辯論很為珍貴。《高僧傳·僧光傳》說:「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讚教理,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這說明僧光的思想比較保守,認為格義是先達傳下來的一種方法,只可應用,不必再問是非。道安就不以為然,他以為弘揚教理,首先要求正確,先達不先達的問題可以不必理會。這大概就是佛圖澄所說的「遠識」,也可從而想見道安的氣概和風度。

  《高僧傳》說,石虎死後(東晉穆帝永和五年,349),石遵在位的時候,曾經派中使請道安返鄴住華林園,並廣修房舍,但為時一定不會很久,因為石遵在位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殺,道安大概就在那個混亂的時候率眾去鄴都西北的牽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內弘化,並在太行恆山建立寺塔。這時,社會紊亂人民痛苦到了極點,而道安率眾行道精進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場裡面,人們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託。因此「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慧遠也在這個時候從他落髮出家。武邑太守盧歆聽到道安的德化,派專人請他去講經。後來又回到鄴都,住受都寺,當時他年已四十五歲。

  那時石趙滅亡已八年,冉閔和慕容儁的混戰也已經結束,慕容儁雖在鄴都建立了後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戰亂不息,元氣未復,《高僧傳》說「天災旱蝗,寇賊縱橫」,「人情蕭索」,道安不得不率眾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過黃河到達河南省的陸渾縣(今嵩縣境)。當慕容儁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時候,習鑿齒從襄陽致書道安,請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學、弟子們離開河南,走到新野。他為廣布教化,命同學法汰率領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去揚州,又命同學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領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到襄陽,先住在白馬寺,後又創立檀溪寺。

  襄陽在那時還屬於東晉,社會環境比較安定,道安在那裡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發展事業的機會。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五說:,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註《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這是關於考校譯本、註釋經文方面的事業。同書卷二云:

  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朔佛之儔,支讖嚴調之風,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法輪屆心,莫或條敘;愛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伊人。

  這是創製《眾經目錄》的事業。中國佛教界有了這樣的註疏和經錄,才能承先啟後,循著正軌發展。否則雜亂無章,毫無頭緒,即使後來有了象鳩摩羅什那樣的大譯師,象僧肇那樣的大學者,恐怕也會受到障礙的。

  道安在襄陽,除了從事佛學的研究與著述外,每年還講兩次《放光般若經》,《高僧傳》說「四方之士,競往師之」,可見當時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製定僧規。《高僧傳》卷五本傳云:

  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道安法師所製定的這些軌範,在當時已見到很好的效果。如習鑿齒致謝安書中有云: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威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高僧傳》卷五)。

  這是習鑿齒親自所見的事實。道安的風範對當時佛教界的影響一定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東晉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楊弘忠、郤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請他去開示,有的供養食米千斛,有的送銅萬斤。他創立檀溪寺,「建塔五層,起房四百」,可見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堅是東晉的敵人,也遣使送來外國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為了莊嚴檀溪寺。東晉孝武帝曾經下詔書表揚道安,並且要當地政府給他像王公一樣的俸祿。這都說明道安在襄陽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堅遣苻丕攻佔襄陽,道安和習鑿齒皆被延致。苻堅並認為襄陽之役只得到一個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為習鑿齒。苻堅既得道安,就請他住在長安五重寺,時年六十七。

  道安在長安的七、八年當中,除了領導幾千人的大道場,經常講說之外,最主要的是組織翻譯事業。如曇摩難提翻譯《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三法度論》,僧伽提婆翻譯《阿毗曇八犍度論》,鳩摩羅跋提翻譯《毗曇心論》、《四阿鋡暮抄》,曇摩鞞翻譯《摩訶缽羅蜜經抄》,耶舍翻譯《鼻奈耶》,他都親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有時對於不正確的譯文還加以考正或勸令重譯。他在《摩訶缽羅蜜經抄序》上所說的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經驗之談,為後來的譯經工作指出了正確的道路。

  據《高僧傳》卷五說,魏晉沙門依師為姓,姓各不同;道安認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才改姓釋氏。又他廣博的學問和文學的素養,成為長安一般衣冠子弟請教的目標,當時有「學不師安,義不中難」的諺語,可以想見他為社會所推重的情形。因此當苻堅要想進攻東晉,朝臣勸諫無效的時候,大家又請安乘機「為蒼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堅同車的機會中進言規勸,而苻堅不聽,終至敗亡。

  苻堅建元二十一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圓寂於長安五重寺。

  道安的著作,現存的除了收於各大藏內的《人本欲生經註》一卷外,有《出三藏記集》所收錄的經論序十四篇,又同《集》標名未詳作者而可肯定為道安所作的經論序七篇,和同《集》的《綜理眾經目錄》原文兩段;此外還有《鼻那耶經》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還很多。

  道安的著作現存的不多,對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說只能知其梗概。例如:上面所引的「起盡之義」,其實就是現在所說的科判。吉藏《法華義疏》講到註疏的體例時,有「預科起盡」的說法;良賁《仁王經疏》說:「昔有晉朝道安法師,科判諸經以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師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經的內容分章分節標列清楚,研究起來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環節;同時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對於每一個名詞或每一種句義加以分析推詳,自然就「文理會通,經義克明」了。此外道安在搜求經本,考校異同方面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如《漸備經十住胡名並書敘》說:

  ……《漸備經》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復得之。……《大品》上兩卷,若有可尋之階,亦勤以為意。…… 《首楞嚴》、《須賴》,並皆與《漸備》俱至。涼州道人釋慧常,歲在壬申,於內苑寺中寫此經,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達襄陽。《首楞嚴經》事事多於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許,於文句極有所益。《須賴經》亦復小多,能有佳處,雲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常以為深恨,若有緣便盡訪求之。

  從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運用資料方面是非常熱心和認真的。他就以這樣的治學方法進行研究和譔寫著作,養成佛教界朴實謹嚴的學風,開創了純正的佛學研究。因此道安的學說在當時起砥柱中流的作用。元康《肇論疏》說:「安法師立義以性空為宗,作性空論;什法師立義以實相為宗,作實相論。是謂命宗也。」又僧睿《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說:「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以來,雖日講肄,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對於道安法師的學說都備加頌揚,也的確是涵蓋相稱的。

  關於道安的學說,大約可以從戒定慧三個方面來談。在戒律方面,當時雖然戒本未備,廣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譯的十卷《鼻奈耶》,他認為戒是斷三惡道的利劍,無論在家出家都應以戒為基礎。他又以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說,為了眾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開緣」的。這與後來所傳菩薩戒的精神相符,也與《般若經》的義理一致。由此可見,道安在戒律方面雖然很嚴正,而並不是膠柱鼓瑟、偏執不通。

  道安的親教師佛圖澄以神變見稱,而神變出於禪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禪定止觀,不能不說是受了佛圖澄的影響。他認為禪修達到高深的境界時,「雷霆不能駭其念,火燋不能傷其慮」(《人本欲生經註》),同時還能夠發生種種神變(《安般注序》),但它並不是禪修的真正目的。禪修的真正目的在於契入「無本」(即本無)、「無為」而「開物成務」。開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務是無事而不適(《道地經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從禪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盡性而造成世界的安樂,不僅僅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謂超自然力。《大十二門經序》說:「明乎匪禪無以統乎無方而不留,匪定無以周乎萬形而不礙,禪定不愆,於神變乎何有也。」這就說得非常明白。習鑿齒致謝安書,稱讚道安法師「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從這裡去理解,就更覺意味深長了。


  又佛圖澄的教理以般若為宗,道安自始就重視《般若經》的研究。他認為研究般若經典不能單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開繁複的文句體會它的精神實質(《道行經序》)。有了這樣的體會,才不至於把虛豁的真如或本無當作能生萬有的第一因(《名僧傳抄·曇濟傳》),也才能把第一義諦與世俗諦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義理表現在行動上。《合放光光讚略解序》(譯意)說:

  沒有智慧則無往而不生窒礙,終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為八萬四千塵勞門。有了智慧則無往而不發生良好的作用,終日所言無不合理,故為八萬四千波羅蜜。所謂執大淨而萬行正,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平常所說的「舉足下足皆道場」,或者「頭頭是道」,也不外乎這個道理。那末,道安雖然處在般若弘傳的初期,而對於般若性空的義理的確是已經有了相當正確的了解了。


  戒定慧三學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見解;因此他在中國佛教史上,不但是傑出的學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當時起過典範的作用,也為後來佛法的弘傳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中國佛教信徒永遠紀念著他。

  (巨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