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法者之遊歷，經常是實質上的探險行為。如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所遍游之地，真實地名極多。又如東晉法顯之佛國記、唐玄奘之大唐西域記等，皆記載當時印度、西域之地理、民族、政治、學藝、語言、宗教、民俗等各種資料。歐德瑞格（Oderico）等中世紀西方人之亞洲旅遊記中，則較缺乏有關佛教之資料。然十九世紀以來歐洲人對亞洲之研究，在佛教資料收集方面貢獻極大。如荷吉森（Hodgson）、來特（Wright）、賓達（Bendall）、萊維（Lévi）等人廣泛收集來自尼泊爾的文獻；巴傑士（Burgess）、康林罕（Cunningham）等人在印度各地的發掘調查；胡克（Huc）、狄斯羅斯（Csoma de Körös）、乾德拉達斯（Sarat Chandra Das）、斯拉根特威特（Schlagintweit）、洛克西爾（Rockhill）、河口慧海、寺本婉雅、圖吉（Tucci）等人則至西藏發掘調查；哈欽（Hackin）、弗修爾（Foucher）等人在阿富汗調查。此外，包爾（Bower）以收集古寫本為其發端；陸庫克（Le Coq）、葛倫維德（Grynwedel）、史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大谷光瑞等人之中亞探險，著名於世，並因而發現大量之資料與遺跡。二次大戰前，日本曾至華北、滿蒙等地調查佛教遺跡。戰後中國大陸亦於西北地方調查發掘多處遺跡。 p4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