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庭兩代人,母親和兒子都出家了

出家,就是看破紅塵,辭親割愛,擺脫世俗之家,舍棄世間榮華富貴、名利地位,甘於清淨的生活,代佛傳燈,修行辦道。古語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王侯將相所能為。」可見出家是多麼不易。

出家人,因為要了脫生死,所以他們一方面修行,為自己的歸宿,求精進;另一方面也將佛陀遺教,以身體力行及口頭宣說,把它傳揚於世人,使佛法永駐,續佛慧命。做一位名副其實的僧侶的確不容易,要有宿根,要有智慧。

少年削髮為僧之典範

明暘法師

愛國高僧,中國當代十大高僧之一。著有《圓鍈大師年譜》、《佛法概要》等書。

曾任全國第八屆政協常委,中國全國政協宗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佛教協會副原會長,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北京廣濟寺、上海龍華寺、寧波天童寺、福州西禪寺方丈,上海圓明講堂住持。

於2002年7月23日在上海龍華寺圓寂。

明暘法師,一九一六年生於福州,俗名陳心濤。父親陳南金,母親蔣樹英。法師九歲時,父親就去世了。

一九二五年一月,圓瑛大師在福州白塔寺法堂講《仁王護國般若經》和《阿彌陀經》時,母親蔣樹英帶領明暘法師前來聽經,他見大師莊嚴、慈祥,心中就有依師出家之意。

就在這次聽經之後,由母親帶領他拜謁了圓瑛大師,大師給他摩頂加持後說:「這麼小的孩子,又這麼虔誠,也不容易啊!」隨手從桌上拿一隻大桔子相贈,並說:「祝賀你吉祥如意,今後好好學佛,努力弘揚佛法!」

講經法會圓滿後,明暘法師先受了三皈依。後隨圓公到閩侯縣雪峰寺參加「禪七」,為行單沙彌。他這個十歲的孩子,不脫一柱香,始終如一,跌坐參究,這使大眾深受感動,從而得到寺內禪僧一致好評。

他急著要求出家,但師父說:「你才十歲啊!」他天真地答道:「只要志堅心誠,不在於年小。」師父莞爾一笑,同意他的出家要求。讓他隨住在當時雪峰寺下院——福州法海寺體驗僧人生活。

後來,圓公帶明暘法師來上海,住在常德路418號覺園內,與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首次會見。當時朴老也只二十歲左右。

一九二六年春,法師追隨圓公左右執侍巾瓶,到寧波七塔寺背讀早晚功課。有一天,圓公叫法師來,考查他的學習成績,同時又佈置:限十天之內,背誦約六千字的《楞嚴咒》。

他聽從師命,但又向師父提出迫切的要求:讓他在完成背誦《楞嚴經》之後給予剃度,正式授戒,師父同意了。

他就自行閉關十天,一心攻讀,終於提前一天背完。接著又背出了《大悲咒》和《十小咒》。師父檢驗了他的背誦,同意在適當的時候為他剃度出家。

一九二七年法師隨師至寧波天童寺,在大師耐心教導下研經學教,又讀儒、學吟詩、書法、叢林儀規、唱念犍槌等。

一九三零年,一天,明暘法師胞兄心海病亡,噩耗傳到天童寺,法師出家的心毫不動搖。圓公又徵詢他母親的意見,蔣女士深明大義,同意兒子出家。

所以,圓公於這年底在天童寺為法師授了具足戒,法名:日新,號明暘。因為不夠授戒的年齡,由天童寺內幾位德高的老僧,每人主動補給法師二歲,從而讓他達到授戒的年齡。

一九三三年,明暘法師(十八歲)到上海圓明講堂就任監院,協助圓公處理日常事務。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淞滬抗戰爆發,國難當頭,圓公憤怒於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行徑,在滬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決定召集江、浙、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

會議上,圓公被推為中國佛教災區救護團團長,負責訓練佛教青年去戰場擔任救護工作。年輕的明暘法師則擔任秘書兼總聯絡,往返於瀏行、大場、昆山之間,這支僧侶救護團冒著槍林彈雨,搶救傷員,他們以血汗乃至生命為中國的抗日戰爭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圓公和明暘法師在這場血與火的考驗中表現出愛國愛教的大無畏精神。

由於當時佛教醫院和各收容所經濟發生困難,圓公決心前往南洋籌集經費,支援抗戰和救濟事業。

一九三七年十月,明暘法師跟隨圓公到了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怡保、馬六甲等地募集經費,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激發廣大僑胞的愛國熱忱,所得捐款,悉數匯交各地主辦團體收用。

師徒倆從南洋歸國之後,因歹徒向日本憲兵總部告密,故而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圓公和明暘法師,在上海「圓明講堂」禮佛之時,遭日本憲兵逮捕下獄。

在獄中,他們曾受審訊,日本憲兵又欺明暘法師年青,對他施以酷刑。但是他與圓公堅貞不屈,並以絕食抗議。日軍迫於輿論,只好宣告無罪釋放。

新中國成立前夕,許多海內外人士紛紛來電來函,催促圓公飛往南洋,但他均以「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決不他往。」加以謝絕。在這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明暘法師堅決追隨圓公留了下來。

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圓瑛大師圓寂,明暘法師繼任「圓明講堂」住持。在「文革」動亂期間,「圓明講堂」受到衝擊,曾兩度停閉。

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開放。明暘法師為了光大發揚圓公的遺教,在萬般艱苦的條件下恢復「圓明講堂」,創建「圓瑛大師紀念堂」。

同時搜集、整理、出版、流通圓公著作《圓瑛法匯》,主持編纂《圓瑛大師年譜》,譔著《佛法概要》,從而闡發圓瑛大師的遺教。

圓瑛大師主張要「振興佛教,教化眾生」,每一步應該是使僧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正規的訓練,故而創辦僧伽教育,培養僧才。

如:寧波佛教講習所、檳城佛教研究會、上海楞嚴專宗學院、圓明佛學院等,培養了許多大德高僧。

明暘法師繼承了先師這一振興佛教必須辦教育的優良傳統,先後主辦了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上海佛學院、上海龍華寺僧伽培訓班等,嘔心瀝血地培養僧才。

一九七九年八月初。以中國佛教協會趙朴初會長為團長的第一個宗教代表團赴美國普林斯頓出席第二屆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明暘法師是佛教界代表之一。

此後,他先後出訪40餘國,足跡遍及日本、美國、韓國、菲律賓、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德國以及香港、澳門、台灣等18個國家和地區,並多次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國際會議,進行弘法活動。

圓明講堂編有《明暘法師海外弘法參訪記》一書。對明暘法師為國爭光,為教爭榮的事蹟記述頗詳。

在中國佛教協會的組織之下,明暘法師於一九八七年七月率領由北京廣濟寺、上海龍華寺七十名法師組成的中國僧伽法務團,赴美國萬佛城主持為期七天的世界水陸空大法會,旨在超度有史以來死於天災人禍的所有亡靈,祈禱世界和平。

這是中國佛教對外傳播史上有深遠影響的出國弘法,它標誌著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佛教徒走向世界。

總之,明暘法師不負圓公的殷切期望,龍天推出。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宗教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佛協副會長、上海市佛協會長,又兼全國六大叢林(包括寧波天童寺)的方丈,法務繁忙。雖年已逾古稀,但仍傾全力於弘法利生事業。

明暘法師自從與圓瑛大師在福州閩侯雪峰寺喜結法緣,成為他一生的轉捩點。從此,他進入佛門,出了家。在圓公法乳的哺育下,經歷了六十多個春秋。當年垂髫的孩提已成為舉世佛教界景仰的高僧大德。

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的言行深入人心。明暘法師曾經走過一段坎坷的道路,但他無論在何種困難的情境下,始終奉行愛國愛教、弘法利生的宗旨,為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而貢獻自己的一切,成為繼圓瑛大師之後,享有世界盛譽的著名高僧,一位佛門龍象。

明暘法師是圓瑛大師度徒、戒徒、法徒,數十年來,明暘法師深蒙圓瑛大師的慈悲教導,言傳身教,所以才有今日之成就。而圓瑛大師未竟的事業,又全賴明暘法師繼承、延續,進一步發揚光大。

花甲之年投入空門

明暘法師以垂髫之年,竟能入山坐禪,隨師執侍巾瓶,學佛研教,儒釋兼通,師教母訓縈懷腦際。雖云名師門下出高徒,但明暘法師自行化他的願行亦出於慈母之所栽培成就。

明暘法師的母親蔣樹英女士畢業於專科學校,曾任福州女子職業學校校長。她虔信佛教,相夫教子,極為賢淑。

明暘法師父親英年早逝後,當時家庭留下她的長子心海、長女錦貞、次女淑貞、三女秀惠和明暘法師,一家六人,生活的重擔全靠蔣樹英一人獨力支撐。不久法師的叔父維奇先生也因患肺結核逝世。對這一家來說,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更不幸的是,蔣樹英的長子心海又於一九三零年病歿。

幾年之中,一家失去三位親人,陳家只剩下明暘法師這條根脈(那時法師已住進天童寺)。究竟何去何從呢?人們要知道,一位幼童的出家,如果沒有母親作主,起主導作用,能成嗎?

無論有多大的遭折與磨難,蔣樹英決心自己一人承擔。由於她家屢遭變故,在逆境之中,使蔣女士深深覺悟到人生的無常,生死飄零長劫,隨業輪轉以不休,及身是苦本。

她寧願自己多受苦,繼續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擔,故而再三向圓瑛大師表示:讓兒子出家,懇請大師接受兒子為徒,從而成就了明暘法師的心願。

在以封建思想為主導的舊社會裡,蔣女士能夠讓唯一賴以傳宗接代的兒子出家,就顯出她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她發心是何等的偉大。她對於兒子沒有其他任何的要求,而是指望他成為一位紹隆佛種的出家人啊!

蔣樹英女士為人慈悲喜舍,廣結善緣,最後,於一九四一年出家。這一年,她已六十歲了,趁人生最後的一輛班車投入空門,禮圓瑛大師為剃度師,法名明旭。遵從師尊「三求」教導,求福求慧,求生淨土,專心念佛,歸心淨業。

明旭法師曾任福州東門地藏寺方丈,直至圓寂。此寺為閩中唯一尼眾律宗道場,諸師受持淨戒,過午不食,精進行道,慈悲修慧,在明旭法師的領導之下,團結相敬,全體僧尼對明旭師這位德學兼優的住持十分敬重,如星拱月。

明旭法師於一九六九年農曆正月十三日圓寂,世壽八十九歲。臨終正念昭彰,如入禪定。

一個家庭,兩代人,母親和兒子都出家了,都得到了令人尊敬的成就,真是難得的佛門因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