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

　　宋代佛教是敘述從宋太祖建隆元年到衛王祥興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間趙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權建立之後，一反前代後周的政策，給佛教以適當保護來加強國內統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廢毀。繼而又派遣沙門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內官張從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經版。這些措施促使佛教傳播逐漸恢復和發展。以後宋代各帝對佛教的政策大體未變。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度童行達十七萬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災（後來改名法賢）、施護先後來京，因而朝廷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久已中斷的翻譯。太宗還親自作了《新譯三藏聖教序》。後來院裡附帶培養翻譯人才，改名傳法院。又為管理流通大藏經版而附設印經院。當時印度等國僧人送贈梵經來中國者絡繹不絕，從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間，即有八十餘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著維護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放寬了度僧名額。天禧末（1021），全國僧尼比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應增加，近四萬所。另外，還有貴族私建或侵佔的功德墳寺很多。這些寺院都擁有相當數量的田園、山林，得到豁免賦稅和徭役的權利。於是寺院經濟富裕，舉辦起長生庫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業。到神宗時（1068—1085），因年荒、河決等災害頻仍，國家需用賑款，開始發度牒徵費。這一權宜之策，後來繼續執行，數量漸增，流弊也愈大，至使寺院經濟與政府財政間的矛盾有加無已。最後到徽宗時（1101—1125），由於篤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並使佛號、僧尼名稱都道教化。這給予佛教很大的打擊，但不久即恢復原狀。

　　宋代南遷之後，政府益加註意對佛教的限制。高宗時（1127—1162）即停止額外的度僧，圖使僧數自然減少。但江南地區的佛教原來基礎較厚，國家財政又有利用度牒徵費及免役稅等收入以為補充，故佛教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盛況，以迄於宋末。

　　宋代譯經開始於太宗太平興國初。當時特別設立了譯經院，並製定一些規章。如譯場人員設譯主、證梵義、證梵文、筆受、綴文、參詳、證義、潤文（後更設譯經使）等，組織比較完備。從太平興國七年（982）起，逐年都譯進新經，繼續到天聖五年（1027），譯出五百餘卷。其後因缺乏新經梵本，譯事時斷時續，維持到政和初（1111）為止。總計前後譯家（及其譯經年代）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譯經年代974— 1001）、天息災（980—986，後改名法賢，987—1000）、施護（980—1017）、法護（中印人，980—983）、法護（北印人，1006—1056）、惟淨（1009—？）、日稱（1056—1078）、慧詢（1068—1077）、紹德（1068—1077）、智吉祥（1086—1093）、金總持（1095—1112，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稱。其中惟淨、慧詢、紹德都是由傳法院培養出來的中國僧人，天吉祥等則幫助金總持翻譯。諸人所譯的總數是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其中以密教的典籍佔最多數，論部最少。當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有關的梵本流入中國的不會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統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純部分和佛教的傳統相違反，因而禁止了新譯《頻那夜迦經》的流行，並不許續譯此類經本，這就大大限制了以後的翻譯。此外，從宋代譯經的質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別是有關義理的論書，常因筆受者理解不透，寫成艱澀難懂的譯文，還時有文段錯落等情形，因此，盡管譯本裡也有中觀一類的要籍（如龍樹、陳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對當時義學界似未發生多大影響。

　　宋代譯經多屬小部，就其種數而言，幾乎接近唐代所譯之數，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天聖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37），曾經三度編譔新的經錄。祥符時所編，稱《大中祥符法寶總錄》，二十二卷，為趙安仁、楊億等編修。所載譯籍乃從太平興國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1）三十年中間所譯，共計二百二十二部、四百一十三卷（此外，還收有東土著撰十一部、一百六十卷）。這部目錄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進經的年月編次，除列出經名、卷數、譯人而外，還附載進經表文，這都依據當時譯經院的實錄，所以連帶記載著有關譯場的各事，如新獻梵筴、校經、更動職事等等，其體裁和過去的各種經錄完全不同。天聖時所編新錄稱《天聖釋教總錄》三卷（亦作三冊），譯經三藏惟淨和譯場職事僧人等同編。它系當時全部入藏經典的目錄，記載著《開元錄》各經、新編入藏的天台慈恩兩家著述、《貞元錄》各經、《祥符錄》各經，再附載其後新譯各經，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景祐時所編新錄稱《景祐新修法寶錄》，二十一卷，呂夷簡等編。體裁和《祥符錄》一樣。所收譯籍即緊接《祥符錄》，從祥符四年到景祐三年（1011—1036），二十六年間譯出的各經，共糀E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另外，還收有東土著撰十六部、一百九十餘卷。又由於漢文佛教經典的影響，當時的回鶻、西夏地區，都用民族文字譯成回鶻文及西夏文經典。

　　從五代以來，我國木版雕刻技術有了很快的發展，因此宋代對於佛教的大藏經，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綜計宋代三百餘年間官私刻藏凡有五種版本，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點。第一種為官版。這從開寶四年到太平興國八年（971—983）費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稱蜀版。所刻數量達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餘卷，它的印本成為後來中國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麗、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據。第二種是在福州私刻的東禪等覺院版。元豐初（1078）由禪院住持沖真等募刻，崇寧二年（1103）基本刻成，到政和二年（1112）結束，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餘卷（南宋乾道、淳熙間又補刻十餘函）。第三種是福州私刻的開元寺版。即在東禪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組織了刻經會，支持開元寺僧本悟等募刻。這從政和二年到紹興二十一年（1112—1151）經四十年，依照東禪版的規模刻成（南宋隆興初曾補刻兩函）。第四種是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刻版，通稱思溪版。此版開刻時期約在政和末（1117）。刻費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觀察使王永從一家所出。內容依據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百四十八函、約五千六百八十七卷。第五種是平江磧砂延聖禪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響而發起，在南宋紹定初（1229）由當地官吏趙安國獨自出資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經典作為首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編定目錄，刻至咸淳八年（1272）以後，因戰火逼近而中止，後入元代才繼續刻成。因此，它對原定目錄的內容頗有更動，並補入元刻各書，共得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修持，故禪淨兩宗最為流行。宋初，雲門和臨濟並盛於各地（禪家五宗內溈仰數傳以後即不明，曹洞與法眼當時也都不振）。臨濟宗由風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繼興化存獎（830—888）的系統傳承而下。其後各代為首山省念（926— 992）、汾陽善昭（947—1024）、慈明楚圓（986—1039）。楚圓的門人黃龍（隆興）慧南（1002—1069）和楊岐（袁州）方會（992 —1049），分別開創了黃龍、楊岐兩派（和臨濟等五宗合稱七宗），都盛行於南方。南宋時，楊岐且進而成為臨濟的正統。楊岐方會再傳為五祖法演（？— 104），三傳為佛果克勤（圜悟，1063—1135）。佛果克勤曾就雲門宗雪竇重顯的著作《頌古百則》加以發揮、講說，門人錄成《碧岩錄》，為禪學名著。他門下有虎丘紹隆（1077—1136）、大慧宗杲（1089—1163），都在江浙一帶活動。大慧提倡看話禪，其影響尤為久遠。後來黃龍、楊岐兩宗還遠傳於日本。

　　雲門宗在宋初也很佔優勢。得香林澄遠（？—987）一系再傳的雪竇重顯（980—1052）著《頌古百則》，大振宗風。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新創禪院，即是請雲門五世的大覺懷璉（1009—1090）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緣密圓明三傳的靈隱契嵩（1011 —1072），祖述《寶林傳》，反對天台宗所信奉的《付法藏傳》之說，而釐定了禪宗的世系為二十八祖，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及《傳法正宗論》。他強調禪為教外別傳，一反當時禪教一致的常見。他還針對其時闢佛的議論作了《輔教篇》等。由於他擅長文章，得著仁宗和在朝的官僚們的稱賞，他的著述也被許入藏流通，這更加強了雲門的宗勢。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漸衰微，其傳承終於無考。

　　此外，曹洞宗僅洞山嫡傳的雲居道膺（？—902）一系，綿延不絕，從六世芙蓉道楷（1043—1118）以後漸盛。再經丹霞子淳（1064—1117）傳弘智正覺（1096—1156），提倡默照禪，與看話禪並行。又丹霞子淳一系，在天童如淨之後，傳入日本。

　　除禪宗之外，律宗和賢首、慈恩的義學，在宋代也相當流行，天台宗則有新的發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單傳，其中心移於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寶律師傳承的讚寧（911—1001）有律虎之稱。另外，從法寶七傳而有允堪（1005—1061），普遍地註解了道宣的著述，達七部之多，所著解釋《行事鈔》的《會正記》尤其重要，因而繼承他的一係有會正宗的稱呼。他的再傳弟子靈芝元照（1048—1116），原學天台宗，後即採取台宗之說以講律，也註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

　　他對《行事鈔》的註釋稱《資持記》，就一些行儀如繞佛左右、衣制長短等，都有不同的見解，於是別成資持宗。後來此宗獨盛，傳承不絕，並東傳於日本。宋末寶祐六年（1258），臨安明慶聞思律師，還請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記文入藏印行。

　　賢首宗（即華嚴宗）學說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溝通《圓覺》、《起信》的理論，著名人物有長水子璇（？— 1038）。他的師承不明，但嘗從琅琊慧覺（傳臨濟宗善昭的禪法）學禪宗，受到慧覺的起示，而重興賢首宗,因之帶有教禪一致的意味。其門下有晉水淨源（1011—1088），他雖曾受學《華嚴經》於五台承遷和橫海明覃，但由於子璇的影響，推崇《起信》，以為從杜順以來即或明或暗地引據《起信》而立觀門，所以他在賢首宗的傳承上主張立馬鳴為初祖，而構成此宗七祖之說。其時高麗的僧統義天（文宗的第四子，1051—1101）入宋，曾就學於淨源之門，後從高麗送回好多《華嚴經》的章疏，大大幫助了賢首宗的復興。到南宋時，淨源的三傳弟子有師會，註解了《一乘教義分齊章》，嚴格處理同教別教問題，而以恢復智儼、法藏的古義為言。他還批判了在他之前道亭和同時的觀復對於教判的說法。他的弟子希迪，頗能發揮其說。後人即併稱他們為四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義和請准賢首宗著述編入大藏，他又向高麗搜羅到智儼、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華嚴義學在南宋一代始終活躍。

　　慈恩宗入宋以來的傳承不明，但繼承五代的風氣，講《唯識》、《百法》、《因明》各論的相繼不絕。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繼倫等。在譯場的執事也多能講諸論。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聖四年（1026）並編入大藏刻版。宣和初（1119），真定龍興寺守千（1064—1143）為一大家，他嘗校勘遁倫的《瑜伽師地論記》刊版流通。

　　天台宗經五代時吳越王錢弘俶，向高麗求得重要著述而復興。入宋以後的傳承，從義寂（919—987）、義通（927—988）到慈雲遵式（964—1032）、四明知禮（960—1028）益趨興盛。遵式嘗於乾興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懺，並請得天台教典入藏（天聖四年編入），一宗的勢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為重心。與知禮同時，而屬於義寂同門慈光志因一系的有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996頃）。源清傳梵天慶昭（963—1017）、孤山智圓（976—1022）等。他們受了賢首、慈恩學說的影響，只信智顗《金光明經玄義》的略本為真作，而主張觀心法門應該是真心觀，即以心性真如為觀察的對像，連帶主張真心無性惡、真如隨緣而起等說。這些主張都為相信《玄義》廣本為真、並專說妄心觀的知禮所反對。知禮曾以七年的長時間和晤恩、智圓等往覆辯難，意見終於不能一致，而分裂為兩派，知禮等稱為山家，晤恩等稱為山外。其後，知禮還闡明別教有但理（即真如）隨緣，與圓教的性具隨緣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說法，以致引起門下仁岳（？—1064）和慶昭門下永嘉繼齊等的異議。最後，仁岳和知禮法孫從義（1042—1091）都反對山家之說，而有後山外一派之稱（亦稱雜傳派）。不過知禮門下廣智（尚賢）、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繼續發揮師說，影響甚大，終至以山家之說代表天台一宗，而盛行於南宋之世。廣智係有善月（1149—1241）、宗曉（1151—1214）、志磐（1253年前後）。志磐以著《佛祖統記》而著名。神照係有有嚴（1021—1101）、瞭然（1077—1141）等。南屏係有宗印（1148— 1213）、法照（1185—1273）、法稱（1088—1158）。法稱著有《翻譯名義集》。宋代天台宗義也前後好幾次對日本的天台宗發生影響。

　　律、賢、台等宗在修習方面，本來各有其觀行法門，但宋代很多宗師常聯繫淨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這就幫助了一般淨土宗的傳播。天台宗對淨土的關係尤見密切，從知禮起就很重視智顗的《觀經疏》，而用本宗觀佛三昧的理觀方法來組織淨土教，並還結念佛淨社。其次遵式則重視《淨土十疑論》，而採用天親《往生論》的五念門，並參以懺願儀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淨業會。此外，智圓同樣地闡揚《觀經疏》。各人門下的傳播也很廣，如知禮門下的本如即繼遵式之後結白蓮社以弘揚淨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響，以觀心與念佛並重，而視同定、慧之學，與持戒並為實修法門，其門下用欽跟著弘傳。南宋初，天台學者道因，曾一度評破其說，但其門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賢首宗因有普賢行願求生西方的典據，開始淨源即主張修習淨土，後來義和提倡華嚴念佛三昧，也盛讚往生法門，但未能繼續發展。另外，禪宗當雲門盛時，象天衣義懷、照圓宗本、長蘆宗賾等，都是禪淨雙修，而約集蓮華等會。

　　至於純粹的淨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959—1020），傚法廬山蓮社故事，在杭州西湖集合僧俗結淨行社，提倡念佛。後來由於各宗都傾向修行淨土的推動，各地結社集會益多；有些寺院建築了彌陀閣、十六觀堂，專供念佛修行的場所，就越加在民間推廣淨土信仰，而成為風俗。特別是一些在家居士也相隨提倡，如馮揖之發起繫念淨土會，張輪之發起白蓮社等。於是淨土法門逐漸形成一固定宗派。在南宋四明石芝宗曉所編《樂邦文類》裡，即以蓮社為專宗，和禪、教、律併稱；還以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宗賾上承慧遠為淨土教的歷代祖師。其後志磐更改定為七祖（從慧遠而下為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一直為後世所沿用。又在淨土信仰發展的中間，有關淨土的《往生傳》類也陸續傳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磐都有這類著作，其中可以看出淨土和各宗相涉的事實，這也可說是宋代佛教的特點之一。`宋代禪教各家的理論組織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觸既繁,乃引起種種反響。先是一些儒家學者，仍舊用傳統的倫理觀點，對佛教著文排斥，如孫復的《儒辱》、石介的《怪說》、李觀的《潛書》、歐陽修的《本論》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對於此等攻擊卻是用調和論來緩和。如契嵩作《輔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說佛儒兩者都教人為善，有相資善世之用。在這種說法的影響下，儒者間也出現了調和之說。如張商英、李綱等，都以為佛與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廢。另一方面，由於禪宗的修持趨向於簡易，理論典據又集中在有限的幾部經論，如《華嚴》、《楞嚴》、《圓覺》、《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時也牽合到儒家的經典《中庸》來作解釋，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養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終至構成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來和佛教相抗衡，這便是宋代勃興的理學。

　　宋代佛教的發展也影響到國外的佛教界。如高麗，從五代以來常有禪師來中國受學各宗禪法。宋元豐末（1085）更有教家義天入宋，從汴京覺嚴寺有嚴、杭州大中祥符寺淨源、從竦等學賢首宗，天台宗，攜歸章疏三千餘卷，後編錄刻入續藏經。他在高麗，弘傳賢首宗而外，還弘天台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時入宋僧人不多，知名的有奝然、寂昭、成尋等三數人。他們多為巡禮祖庭，到天台、五台等地。奝然還接受了宋帝贈送的新刻大藏經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攜歸，近年在佛像中還發現了當時裝藏的各種寶貴文物。成尋也帶去宋代新譯和著述的印本。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驟繁，日僧入宋者很多，現在可以指數的幾達百人，宋代禪宗和律宗即因以弘傳於日本。如在南宋孝宗乾道中（1171），先有日僧覺阿、金慶入宋參靈隱慧遠禪師，歸國談禪，引起日本佛教界極大注意。其後榮西於淳熙末（1187）再度入宋，學禪於天台萬年寺懷敞禪師，回國提倡，因有臨濟宗的立。榮西的再傳弟子道元，隨其師明全於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歷游天台、徑山等處，從天童長翁如淨得法而歸，創曹洞宗。嗣後日僧來宋問禪者還很多，宋僧蘭溪道隆也去日傳授禪法。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鑒真律師傳入，後漸衰微，南宋寧宗慶元五年（1119），日僧俊芿入宋，從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傳）學律三年，又學禪與天台教，一共在宋十年，歸創泉湧寺，大傳律學。又有淨業，於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鐵翁學律，在宋十四年，歸創戒光寺弘傳律學，與泉湧寺並峙。

　　宋代的佛教文學、藝術，也有其特色。當時禪宗盛行，各家的語錄，都運用接近口語的文字，別創新格，因而影響到一般文學。特別是儒者說理的記錄，也時常模仿它。還有俗講變文一向在流行，並演變為唱曲，雖遭到當時政府的禁止，但俗文學中評話、小說及唱講詞本都已受其影響而益加發展了。在佛教藝術方面，塑像技巧顯著提高，而以寫實見長，形象亦端嚴優美，能刻畫性格。遺存的代表作品有麥積山石窟中供養人像、長清靈岩寺羅漢像、太湖洞庭東山紫金庵羅漢像等。石刻比較稀見，但如杭州南山區及飛來峰諸刻，又四川省大足縣寶頂摩崖各像，都極生動精緻，技巧也很洗煉。宋代造塔以多簷多角的為常見，僅江西一省遺構即不下十處（如浮梁西塔寺塔為宋初建築，安遠無為塔為南宋建築等）。又仁宗寶祐初（1048），開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佛舍利，其塔連基高二十餘丈，用褐色琉璃結構，有鐵塔之稱，尤為突出。在繪畫方面，則發揮宋畫寫實之長，多畫觀音、羅漢、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賈師古等。僧人以佛畫著名者有牧溪、玉磵、仲仁等。

（呂　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