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義是此土初期的佛教學者所用一種解說佛典的方法。據《出三藏記集》(卷五)所載慧叡撰的《喻疑》中說：「漢末魏初……尋味之賢始有講次，而恢之以 ‘格義’，迂之以配說。」而說明格義的運用，是始於漢末魏初。當時佛教傳入中土不久，它的理論幽玄，不是一般人所能夠了解，於是講說佛法的人便用格義的方法，和此土舊有的學術思想相配合，來發揮它的意義。例如魏初康僧會和陳慧合撰的《大安般守意經註》(卷上，此經現行本經註不分)，把「安般守意」四個字作了十幾種解釋，其中就有一段說「安為清，般為淨，守為無，意為名，是清淨無為也」。即是用此土的道家所說「清淨無為」來配釋「安般守意」的。又《陰持入經註》(卷下)也用「無為」配釋「泥日」(涅槃的古譯)，這些都是格義最初例子。這個方法，一直傳到東晉道安時代，還都只是講說者應機施設，沒有成規，到和道安同學於佛圖澄門下的河間(一作中山)竺法雅，才把「格義」著了類例。法雅是一位兼通外學的佛教學者，依附他的門徒，多半隻懂一般世間的典籍，對於佛教的教理還格格不入。法雅為了令他們易於理解，於是和中山康法朗等把佛經當中的事數，和老莊等外書比擬配合，遞互講說，並且著為類例，作為講說的準則。其中事數，依《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註說，是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屬，把這些事數用中土原有的事例加以說明。法雅以後， 「格義」就限於法數的範圍。如隋智顗說的《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二)引用了一段《提詔波利經》，其中就用五星、五嶽、五臟、五行、五帝、五德、五色特別是五常來配釋五戒，說不殺是仁，不盜是智，不邪淫是義，不飲酒是禮，不妄語是信。這個《提詔波利經》，據《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疑經偽撰雜錄》中說，是劉宋孝武帝時北魏比丘曇靖所偽造。(《續高僧傳·曇曜傳》也說：「舊錄有《提詔經》一卷，與諸經語相同，但曇靖增加了五方、五行，致成偽本。」)又隋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歸心篇》也說：「內典初門設五種禁(五戒)，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這種以五常配五戒之說，大概即是舊時法雅一流 「格義」的遺留。自從法雅等盛倡「格義」的學風，繼起者不乏其人，如當時的佛教學者毗浮、曇相等就在講授佛理時用「格義」的方法訓導門徒。道安、支遁等解釋佛理時也曾經對比所謂「莊老三玄」中的言句；而慧遠講「實相義」引《莊子》為連類，更是「格義」的流亞。然而外書和佛典畢竟有相當的距離，所以「格義」 容易流於歪典而和佛典的本義乖違，如《高僧傳·僧光傳》引用道安語說：「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又鳩摩羅什的弟子僧叡在所譔《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當中說：「格義迂而乖本。」因此，「格義」的運用終於隨佛教的義理漸次流行和發展而止。
　　(黃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