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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僧人教化世俗人等的通俗化講經的講唱底本。六朝以來,佛教僧人在保持固有的轉讀、梵唄、唱導等讀經方式下,汲取東漢以來儒生講解儒家經典形式逐漸形成固定的課堂。講問論辯形式,由齋講發展為有固定儀式的正式講經。為吸引聽眾,以佛教經義為根據,增加了故事化的成分,形成俗講。俗講與正式講經在儀式上無大出入。其儀式在伯3849號敦煌卷子紙背記載甚詳。

  俗講的主持者稱「俗講僧」或「化俗法師」,在正式演出中負責解釋佛經,作通俗化講唱,故須有一定的表演技能。另有都講,負責轉讀佛經正文。據《入唐求法巡禮記》載,9世紀上半期長安有名的俗講僧,左街為海岸、體虛、齊高、光影四人,右街為文淑及其他兩人。其中文淑尤為著名,為京國第一人。文淑開講時,「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甚至唐敬宗也親到興福寺聽文淑俗講。唐文宗採用法師講聲創作新曲調《文淑子》,可見當時俗講流行的盛況。

  俗講僧所用俗講底本於20世紀初發現於敦煌石窟,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幾類:①正規俗講中法師所持底本。它的唱講方式是:都講轉讀一段自己手中所持的經文(在法師的底本中常從略),然後法師通俗化的散韻相間地講唱一段。其中由法師講唱向都講轉讀過渡之處,多由法師以「X X 唱將來」提示。今存這類底本有講唱《阿彌陀經》、《妙法蓮華經》、《維摩經》等經的多種殘本。

  ②說唱「因緣」的底本。現存有《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四獸因緣》、《歡喜國王因緣》、《目連緣起》、《丑女緣起》等,文體亦為散韻相間,內容限於佛經故事。看來似為法師一人講唱。

  ③押座文。押通作壓,座即四座之座,蓋開講之前以梵唄引攝,使聽眾專心一意。它是一種韻文,篇幅不長。在講經文的押座文末尾,均有「經題名目唱將來」一句,以引起下面的俗講正文。今存押座文有《八相押座文》、《維摩經押座文》、《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等。不太正規的俗講,為了在開場時引起聽眾的興趣,也可使用押座文,如《破魔變神押座文》用在變文之前,蘇聯所藏109號敦煌卷上所寫押座文,在《八關齋戒文》之前,並註明「此下受齋戒」,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④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若干自名為「變文」、「話本」等俗文學材料。它們不全是講唱佛經故事的,其中歷史和傳說故事以及時事等內容佔了很大比重。很可能僧家在俗講中為了取悅聽眾,從民間借用了這些材料。但從正規俗講的觀點看,這些都是非正規的補充材料。變文一類殘卷,在敦煌卷子俗文學材料中所佔比重較大,且有明確自名。變文是配合「變相」圖畫演出的,形式為韻文散文相間,常有指示觀眾觀看圖畫的詞句,所演內容不限於佛經,演員更不限於僧家,故變文與俗講文的體制不同,而且別有淵源。

  俗講的盛行,大約在唐文宗時(827~840),當時長安諸寺往往有奉敕開演俗講的法會(一般俗講,是不依敕令的)。五代以後,俗講逐漸不大流行,但是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引《釋門正統》良渚的話說,俗講至南宋理宗時(1225~1264)還未盡絕。以地域而論,唐代長安是俗講的中心,定時奉敕舉行;各地方寺院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長齋月),各有舉行。俗講對後世的說唱文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周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