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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僧人教化世俗人等的通俗化講經的講唱底本。六朝以來，佛教僧人在保持固有的轉讀、梵唄、唱導等讀經方式下，汲取東漢以來儒生講解儒家經典形式逐漸形成固定的課堂。講問論辯形式，由齋講發展為有固定儀式的正式講經。為吸引聽眾，以佛教經義為根據，增加了故事化的成分，形成俗講。俗講與正式講經在儀式上無大出入。其儀式在伯3849號敦煌卷子紙背記載甚詳。

　　俗講的主持者稱「俗講僧」或「化俗法師」，在正式演出中負責解釋佛經，作通俗化講唱，故須有一定的表演技能。另有都講，負責轉讀佛經正文。據《入唐求法巡禮記》載，9世紀上半期長安有名的俗講僧，左街為海岸、體虛、齊高、光影四人，右街為文淑及其他兩人。其中文淑尤為著名，為京國第一人。文淑開講時，「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甚至唐敬宗也親到興福寺聽文淑俗講。唐文宗採用法師講聲創作新曲調《文淑子》，可見當時俗講流行的盛況。

　　俗講僧所用俗講底本於20世紀初發現於敦煌石窟，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幾類：①正規俗講中法師所持底本。它的唱講方式是：都講轉讀一段自己手中所持的經文（在法師的底本中常從略），然後法師通俗化的散韻相間地講唱一段。其中由法師講唱向都講轉讀過渡之處，多由法師以「X X 唱將來」提示。今存這類底本有講唱《阿彌陀經》、《妙法蓮華經》、《維摩經》等經的多種殘本。

　　②說唱「因緣」的底本。現存有《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四獸因緣》、《歡喜國王因緣》、《目連緣起》、《丑女緣起》等，文體亦為散韻相間，內容限於佛經故事。看來似為法師一人講唱。

　　③押座文。押通作壓，座即四座之座，蓋開講之前以梵唄引攝，使聽眾專心一意。它是一種韻文，篇幅不長。在講經文的押座文末尾，均有「經題名目唱將來」一句，以引起下面的俗講正文。今存押座文有《八相押座文》、《維摩經押座文》、《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等。不太正規的俗講，為了在開場時引起聽眾的興趣，也可使用押座文，如《破魔變神押座文》用在變文之前，蘇聯所藏109號敦煌卷上所寫押座文，在《八關齋戒文》之前，並註明「此下受齋戒」，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④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若干自名為「變文」、「話本」等俗文學材料。它們不全是講唱佛經故事的，其中歷史和傳說故事以及時事等內容佔了很大比重。很可能僧家在俗講中為了取悅聽眾，從民間借用了這些材料。但從正規俗講的觀點看，這些都是非正規的補充材料。變文一類殘卷，在敦煌卷子俗文學材料中所佔比重較大，且有明確自名。變文是配合「變相」圖畫演出的，形式為韻文散文相間，常有指示觀眾觀看圖畫的詞句，所演內容不限於佛經，演員更不限於僧家，故變文與俗講文的體制不同，而且別有淵源。

　　俗講的盛行，大約在唐文宗時（827～840），當時長安諸寺往往有奉敕開演俗講的法會（一般俗講，是不依敕令的）。五代以後，俗講逐漸不大流行，但是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引《釋門正統》良渚的話說，俗講至南宋理宗時（1225～1264）還未盡絕。以地域而論，唐代長安是俗講的中心，定時奉敕舉行；各地方寺院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長齋月），各有舉行。俗講對後世的說唱文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周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