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信因果是作為佛教信眾的一個先決的前提。我們為什麼要修行道業?就在於有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如果沒有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奉行的是「斷滅見」,或者是「常見」,那都是不可能有修道的基礎。有了這個理念,才會去持戒念佛,求生極樂世界。所以劉遺民居士奉慧遠大師的旨意寫的《西方發願文》,首先談到的就是對三世因果的深信以及對六道輪迴的恐懼。心怎麼安立?知道憑自己的力量難以擺脫輪迴的險路,才一意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所以說,三世因果、六道輪迴的理念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先決前提,離開這個,後面的都很難去說。

在傳統的社會,乃至於佛教沒有傳到中國那樣的一個時代,我們中國人普遍的一種很質樸的文化心理是相信因果的。也許他對於三世因果還不會有很明晰的概念,至少質樸的善惡報應觀念他是有的。這個思想遍及在《尚書》、《周易》、《左傳》、《詩經》、四書裡面,只要受這種文化典籍的熏習,都有起碼的因果的觀念。這也就形成了中國幾千年這種穩定社會的一個文化基礎。尤其是在佛教傳入之後,因果的觀念隨著佛教寺院在每個村莊、每個地區遍及開來。因果的觀念深入人心,包括俗文化——那些話本、小說、戲劇——這些故事都是來闡釋因果的觀念。可以說中國人深層的文化積澱當中,因果是最重要的一個核心,這也就形成我們中華民族禮義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但這個基礎也受到了一些挑戰,最先宋明理學家就有一個不正確的說法。他是被稱為「陽儒陰佛」,表面上弘揚的是儒家,實際上借用了很多佛教的思想來詮釋儒家的經典,它的心性哲學。比如朱熹來談這個「心」的問題,所謂「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這個道理實際上先秦儒家是沒有誰去闡發的,他是受佛教《華嚴經》、《楞嚴經》,包括禪宗的影響,就把這個給引用過來,確實對儒家心性哲學的闡釋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所以他的理論——宋明理學家「心學」,是受到佛教的滋養的。但是他們有一個門庭之見,用了佛教好的東西,然後還來批駁佛教。他批駁的最厲害的就是認為佛教講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是騙那些愚夫愚婦的,這些是不存在的。認為人是氣的聚合,氣聚就有人,氣散就沒有。人都沒有了,就沒有受報的主體,人死燈滅。

宋明理學家否定因果、否定神識的延續,這是我們中華學術中具有很大問題的一個學術。那這種學術又經過考科舉,考科舉都要看《四書集註》,就把這些思想貫輸到中國讀書人的頭腦當中,這就形成我們思想觀念上一個巨大的禍根。這個禍根到了「五·四」的時候,到了西方文化全面進入中國的時候——叫「歐風東漸」,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全面地否定我們中國本土文化。 全盤西化,就使得這個因果的觀念、輪迴的觀念,打上了一個好像很落後、很迷信的印記,被邊緣化了。但是那個時候——民國年間,畢竟還有些受舊傳統國學熏陶的一批知識分子,還在我們傳統國學風雨飄搖當中堅持。像梁漱溟這些,包括我們佛教一些高僧大德,都在堅守著。我們傳統的國學還不至於全都消失殆盡。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摧殘得很厲害了,光北京就有幾百萬噸的所謂的「封建迷信」的書籍被燒掉。

所以現在的中國人對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會本能地認為它是封建迷信,實際上他完全不了解這裡面深邃的智慧和真理。把因果和輪迴都否定了之後,那意味著什麼?會造成非常可怕的結果!人一定會肆無忌憚,一定是什麼都不怕的。這樣的惡果,在現在就已經顯現出來了:沒有道德底線。所以我們現在面臨重大的危機——當我們把因果、輪迴完全否定之後,道就德失去了勸善和懲惡的理論依據。道德重建問題,最後還是要落實在因果和輪迴觀念的建立上,離開這兩個觀念,一切所謂的道德是建立不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