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諸位老師、同學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學校請了一位和尚來講學思歷程,而不是講念經、超度,或是鬼神世界的事?我個人雖然有一些宗教上的體驗,並且也相信除了人以外還有其它的眾生存在,但是我今天不談論這些問題。

記得我剛從日本回來時,想要到台大參加一個會議卻得不到許可,因為我是和尚。在當時和尚是不能進入學府的,現在時代不一樣了,台大就有一位恆清法師在教書,今天我也受邀來講學思歷程,此一現象的轉變的確令人振奮。過去學者們認為宗教是迷信的,我偏不迷信,並且走上了學術教育的路。

在此與諸位分享我個人的學思歷程,並不是希望諸位聽完演講後就來跟我出家或學佛,而是提供同學們一個思考的方向,或許有點參考價值。我就用四個子題來談我的學思歷程。

第一、我的求學過程

第二、我的研究過程

第三、我的學以致用過程

第四、我所關心的事,亦即這些年來我做了些什麼

我在一個非常窮困而且多災多難的社會環境中長大,我所出生的農村在我出生後不久就消失了。它位於江蘇省的長江邊上,當時長江不斷位移,南邊升、北邊塌,我出生時正是情況最嚴重的時候,幾個月後農村已經變成了長江的一部份。十一年前我回家鄉時,我的出生地已經在長江的中心了。

由於我的家人都是文盲,沒有人教我讀書,不像諸位這麼幸運。事實上,小時候的我是個弱智的小孩,到了六歲才會講話,九歲才開蒙讀私塾,之後又因戰亂而中止。我讀書的過程非常坎坷,私塾經常換老師,而且只教我們背書。我因不懂其中的意思,所以覺得很無聊,經常跟同學逃學去爬樹、抓鳥。有一次我不小心從樹上掉下來,跌壞了一根脊椎骨,直到現在還留有後遺癥,如果當時有好的學校、好的老師,或許就不至如此了。

後來我進了小學,四年級時由於抗戰的緣故,無法再繼續讀書。抗戰期間,因為江南地方有和平軍、國軍、新四軍等的拉鋸戰,而且水災不斷,我經常看到戰爭、水災後所留下來的死屍。所以我從小就感到人命非常的脆弱,說不定下一次就輪到了我或我的家人,我的思想也因此顯得比一般同齡的小孩早熟。十三歲當了小和尚,我便認為自己已是大人,懂得很多事了。出家後,我的際遇丕變,好像由貧窮的農村到了天堂,老和尚請了兩位老師專門教我,一位教我佛經的道理,一位教我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以及詩經、書經等等。另外還有好幾個佣人,我們叫他們道人,他們稱老和尚為老爺,叫我這個小和尚小老爺。那時我第一次知道佛經是有意義的,我非常驚訝,原來佛經不只是做法事用,其中是有道理的。佛經中的道理非常有用,它並不是一種哲學思想,而是一種生活的觀念,不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少,只要有煩惱,皆能從中得到疏導。我深深覺得佛法這麼好,然而知道的人少,誤解的人多,非常可惜,於是我開始鑽研佛經,而且照著去做,希望能多懂一些,並讓大家分享,那是十四、五歲的事情。

好景不常,抗戰勝利後不久,新四軍到了我們山上,我這個小老爺變成了小朋友,什麼事情都得自己做,生活相當困難。後來我們離開南通的狼山到了上海,一、兩年後,我們便靠著專門替人念經過活。那段日子非常苦悶,沒有人能繼續教導我佛經的道理,也沒有人將佛經活用,只是日以繼夜不停地念經。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段,那時我年紀並不大,覺得如果一直這樣下去,不如不要當和尚。就在這時候正好來了一位從前同在狼山的前輩,是靜安寺佛學院的教務主任,他建議我的師父讓我去讀書。雖然我的師父捨不得,因為我一走就少了一份收入,不過他還是答應讓我去讀書。

我進佛學院有一段趣事。以我的程度,肯定無法通過佛學院的考試,於是我的師父就事先替我寫了一份自傳,要我背熟它。那時入學考試的作文題目是對佛教未來的看法,我心想自己連現在都不知道,怎麼會有對未來的看法呢?因此就把背熟的自傳照抄一遍交卷。幸好當時教務主任就是我的前輩,想想這個小和尚雖然文不對題,至少思路還通,孺子可教,就這樣我進了佛學院。一年後,在班上的四十多位同學中,我考了第六名,這樣的進步很讓人吃驚。畢業時,我本來應該是第一名,但因為要加進修行的分數,而我當時的身份只是小和尚,修行的分數不夠,於是變成了第三名。畢業後我隨即進入研究班,前後約有一、兩年的時間,我一面擔任製作牆報的主編,一面擔任雜誌的編輯,相當的活躍。我之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這麼大的蛻變,完全是因為我有信心的緣故,這所學校的門坎很高,很不容易進去,然而在我不斷的努力下,許多困難的事便都迎刃而解了。這段在佛學院求學的歷程大大地提陞了我的信心。

政府遷台後,我隨著軍隊到了台灣,那一年我十九歲。由於我沒有中學文憑,所以錯過了一次次報考軍校的機會。後來有一次招考不需要文憑,我前去應考卻落榜了,原因是佛學院中沒有幾何、代數等數學課程,所以對此科目我根本無法作答。兩年後,我考取了陸軍通訊兵學校,這過程也很有趣,第一次投考我雖然落榜,卻已將考題背了下來,沒料到第二次考試的題目竟然沒有更換,於是我被高分錄取,成為軍官學校的軍官。這真是一個奇跡。

在軍中讀書是很苦悶的,完全要靠自己。有很多人問我將來要做什麼,我一貫地回答將來要「當和尚」。想當和尚,就要讀佛經,然而在四十年代的台灣,不容易看得到經書,所以在那段時間我讀了許多的文學作品,包括翻譯文學、古典文學,以及哲學、社會科學之類的書籍。一直到現在,我還很感謝台北市立圖書館,因為他們有一輛巡迴圖書車,我每個星期都會借十幾本書,經過一年,該館中的藏書我大概都讀過了。這些書有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的書、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及翻譯民俗叢書、啟明書店的青年百科全書、文馨書店的文馨叢刊等等。另外,我還參加了由李辰冬教授、趙友培教授、以及其它幾位師範學院的教授所合辦的文藝函授學校,開始練習寫作,作品涵蓋了新詩、小說、散文。同時,我也嘗試著投稿,那時候的稿費比我當少尉所拿的薪餉還多一點,所以我常被人敲大頭、請客。

就在此時,我接觸了儒家的思想。當時香港王道先生編的《人生》雜誌,經常刊登錢穆、牟宗三、徐復觀等人的文章,我很認真地學習朱子、王陽明等學者的思想,也為該雜誌寫文章。那時我二十多歲,深受王道先生的器重,他經常寫信鼓勵我,並且寄給我很多書。那段時間,我過得很充實,雖然人在軍中,心裡卻仍然想著要做和尚,經常與一群儒家學者談論佛教。現在的儒家學者,大多與這一批前輩有些淵源,例如鵝湖學派的人,大概都跟他們有關。

那時候,有兩個人的思想對我影響非常大,其中一位是梁啟超先生。梁先生的著作包括了文學及佛學兩方面,其中《研究佛學十八篇》這本書給我很大的啟發,另一本《飲冰室文集》對我的思想亦有深遠的影響。另外一位是胡適先生,當時有人借我一套《胡適文存》,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他們二位的思想、觀點不同,對我卻都具有啟發性。梁先生從數據上做整理與介紹,組織非常嚴密。而胡先生的懷疑精神─不必人云亦云的思想,也就是前人的話可以聽,但不一定要相信,這種態度對佛教而言是不可思議的,我受到極大的震憾。因為佛教徒的信仰是全盤接受過去人的說法,不必要也不應該懷疑,所以胡適先生此種懷疑精神,對我具有很大的啟發;前人的思想固然有它的時代性意義及貢獻,值得給予肯定,但未必符合現代,是否還值得依循,尚須仔細加以評估。

總之,我在軍中讀了很多書,對我非常有用。三十歲我從軍中退伍,那時漸漸有人助印佛經,佛教界捐贈的佛經也慢慢多起來。還有,因為當時我幫許多雜誌寫文章,所以佛教界也向我邀稿,於是我又回到了佛教圈,讀佛教的書,寫佛教的文章,繼續在佛學上面下工夫,而且同時也恢復了出家人的身份。但是出家之後,我馬上感受到中國近代的佛教非常的衰弱,雖然有幾位大師致力於佛教普及化及佛教素質的提陞,努力了幾十年,卻未能讓中國佛教起死回生。那個時代的人觀念根深蒂固,認為和尚一定就是念經的。有一次我生病去看醫生,醫生、護士都對我說:你是不是念經念得太辛苦,念出病來了?還是不夠誠心,冤魂來找你了?我聽了這些話,心想一般的和尚大概就像他們所說那樣,我於是下定決心要更深入研究佛教的教理。

三十一歲,我到山裡去用功。那時候山裡沒有電燈、自來水,也沒有人提供我任何資源,一天吃一餐,而且經常吃蕃薯葉。這樣的生活條件,我卻不以為苦,因為我有一套《大藏經》,已經很足夠了,我就這樣在山中安住下來,一步一步地用心思考佛教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佛教的經典包括經、律、論,經是佛所說的,律是佛制的,論則是歷代高僧所寫的。以宗教學來講,論就是神學,律就是一種制度、規範,經是一種語錄,是將釋迦牟尼佛所說的話,一段一段、一片一片記錄下來,這三種都有其重要性,都需要了解。因為中國佛教相當散漫,出家人常被批評不清淨,不守戒律,因此我第一步就先研究戒律。戒律是非常枯燥的,但是經過研究之後,我發現它很有趣。戒律中有很多由梵文翻譯成中文的名詞〈名相〉,不懂梵文便很難了解其意義,再加上很多制度只有印度才有,所以很少有人願意去研究它。正因如此,我才更覺得必須好好研究戒律。在我深入研究之後,不但發現了過去沒有人發現過的問題,也了解過去的人不懂的事情。講述戒律的律藏,有許多派別,其中有五種律、四個大論,稱為五律四論,我全部讀完之後,再彼此比較、前後對照,於是就像解讀密碼般地解讀出它的意義與精神。經過這樣的研究,我把戒律讀通了,覺得收穫頗豐,於是就寫成了《戒律學綱要》一書。直到現在,這本書在台灣甚至大陸各地,許多佛學院都把它當成教科書,也有許多人讀了這本書而成為佛教徒。我研究戒律直到現在仍未放棄或中斷,還在持續地研究當中。

經有大、小之分,我是從一般人都知道的《阿含經》開始研究。《阿含經》是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產生,由佛親口所說。其中最接近釋迦牟尼佛思想原貌的是《雜阿含》。這部經的內容簡短,一小段一小段的,充滿當時釋迦牟尼佛的精神。《雜阿含》很少談到鬼、神、三世因果等等,多是談生活上的觀念、持戒等問題。直至目前,我仍然覺得《阿含經》才是佛法的基本思想。至於流行於中國的大乘經典,則是後來慢慢發展而逐漸形成的。

我的思想受到兩個人的影響很深,一是太虛大師,另一是印順法師。太虛大師將中國佛教加以整理並擇要說明,他是站在中國佛教的本位來談佛教,思想非常開明。印順法師主要是站在印度《阿含經》的立場來討論佛教,他是太虛大師的弟子。我個人非常認同太虛大師提倡本土化的觀念,因為要強迫中國人全盤接受印度的思想模式,有實質上的困難。中國佛教有中國佛教的特色,這就是本土化。這個觀念很重要。印順法師則是追溯佛教的源頭,還其本來面貌,使後來加入的思想不至於取代了原始的佛教,亦即將中國佛教中屬於中國人的思想,包括中國民間信仰、儒家、道家思想等一一篩檢出來,使中國佛教符合於佛教的原貌。這個想法也很有道理。他們二位,一位是從源頭看,一位是從本土看,都很好。我自己則漸漸形成世界化的理念,在山中閉關的那段時間,雖然未成熟卻已逐漸具有雛形。

我在山中的日子裡,輔仁大學有位教授,是天主教的神父,寫了幾本書及幾篇文章,表達他對佛教的看法。他寄給我幾本天主教的雜誌,其中有幾篇文章談到,現在的佛教徒沒有學者,不懂梵文,也不知佛教的教理。他還附了一封信給我,說:「聖嚴法師你在山裡,好像有一點學問,但是你懂得梵文嗎?你了解正確的佛教嗎?你也寫嗎?」我讀完這封信之後,覺得這位神父如此關心佛教,真是了不起。另外,還有一位基督教徒,也是站在批判的立場,專門寫佛教的文章。佛教徒自己不會寫佛教的文章,而讓基督徒、天主教徒來寫,真是慚愧啊!於是我認為自己應該發奮圖強,努力吸收新知。恰巧我的一位朋友楊白衣先生帶了幾本日文書來看我,他告訴我,不看日文的佛教著作,就成了井底蛙,我寫的那些文章,人家老早以前就已經發表過了。被他這麼一提醒,我才知道要振作佛教,還要先學會看日文書。隨後他又寄了幾本日文文法的書給我,兩、三個月後,我就這樣靠著自修自學,看懂了日文書。

此後,就像多開了一扇窗子,我看到了目前世界學術的面貌,於是動了想到日本求學的念頭,便寫信去徵詢印順法師的意見。印老並不贊成,我也就放下這個念頭,繼續自修閱讀日文書籍,並根據日文的觀點重新建構對佛學的新思考模式。中國過去的佛學,大概不離抄、編、對照、解釋的模式,然而日本的學者不同,他們富有研究性,小題大做,一個小小的題目可以延伸出大題目,然後寫成一本巨著。這使我感到非常的新鮮,也覺得是一項挑戰,因此就模仿日文書的架構,嘗試寫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比較宗教學》,這本書已經幾十年了,現在仍由中華書局印行。此外,我也利用這種新的方法編了《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日本佛教史》,這幾本書到目前仍然受到歡迎。

雖然我已經寫了好幾本書,不過我還是覺得不足以挽救佛教的衰頹,於是我回到台北準備出國留學。我在善導寺住了一年,一面補習日文,一面主持講座。那時我認識了許多學者,例如錢穆先生就是講座的主講人之一,還有高明先生等十幾位教授也都接受邀請,到善導寺擔任主講人。我雖然是主持人,可是當我在介紹這些教授時,常常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而感到慚愧。另一方面,我也從這些教授們身上學到很多,其中好幾位教授都希望我能當他們的學生,可惜我執意要到日本求學,未成為他們的學生。

當我的日文已經到達相當程度之後,便到日本求學,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初中、高中、甚至大學教育,幸好有一些著作,讓我獲得可到日本參加研究所入學考試的機會。日本研究所的入學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先當一年的研究生,再進碩士課程,另外一種則是直接參加入學考試,通過後便可進入碩士課程。入學考試考《法華經》,必須將英文經文翻譯成日文,將日文經文翻譯成中文,再將另一段不同的中文經文翻譯成日文。這主要是測驗語文程度,雖然我英文不行,日文也不太好,但是《法華經》我幾乎都能背誦,於是就憑著記憶,拼拼湊湊地交了卷。沒想到我就這樣通過了入學考試,這一定是觀世音菩薩幫的忙,我才能夠這麼順利地進入碩士課程。

入學之後,一方面因為日本老師講話的速度較快,另一方面則因老師講話較為文雅,不是一般談話的語言,我無法聽懂老師上課的內容,只好在下課時向同學借筆記來抄。這樣大約過了半年的時間,我已漸漸地聽得懂上課的內容,也能自己做筆記了。第一年結束時,我只剩下兩門課沒修,因此第二年,我一邊修兩門課,一邊寫碩士論文。在此要與諸位同學分享我寫碩士論文的經驗。我請教我的指導教授我應該寫什麼題目,他回答「不知道」,我請他給個建議,他說「我正在講授慧思禪師的《大乘止觀法門》,我不懂這本書,請你來寫吧。」我想他說的是客氣話,於是點頭答應了,之後我每寫完一個段落去請教他,他都回答「我不懂。」另外上課的時候,他每講完一段,就會問我「張桑,你說對不對啊」。我覺得很納悶,若是不懂,怎能教書?他的回答是「就是因為不懂才講,因為我不懂才叫你寫。」其實他不是真的不懂,他是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是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而他的老師則是佛學泰斗木村泰賢。倘若他真的不懂,怎麼會開這堂課呢?他就是不告訴我,讓我自己研究、自己寫。半年之內我就將論文完成了,一般碩士論文只要幾十頁,我寫了足足兩百多頁。我的指導教授看完後說:「你這篇論文雖然觀點與我不同,也可以成立」,就這樣我的碩士論文被通過了,同時他也要求我繼續攻讀博士。那時我遇到一個難題,那就是經濟的困窘。

當年我到日本留學時,包括我的師父在內,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就連居士也沒有人願意支持我。我身上只有一張飛機票和一、兩個月的生活費。臨行前我曾去找一位企業家,他給我三封信,告訴我每一封信就是一份厚厚的獎學金,需要時,可去找其中的一位幫忙。剛開始我沒有想過要找人幫忙,半年後,實在撐不下去了,於是去找了其中一位大商人,他告訴我,他剛來日本留學時也是沒有錢,要靠打工度日,他提醒我既然身為和尚,便可以靠念經賺錢。雖然沒有得到他的金錢資助,我仍然感謝他提醒我如何賺取生活費,後來我的生活費來源,一是替華僑念經,二是當導遊。我帶領東南亞來的佛教徒到處參訪寺廟,他們離開時都會給我一個紅包,其實請一位真正的導遊,所花的費用絕對比給我的紅包多,我可以說是廉價的導遊。不過,這些紅包再加上念經的收入,已足夠讓我讀完碩士課程了。

然而若要我繼續攻讀博士,實在有點困難,於是我向指導教授報告無法繼續求學的窘境,當時他給我兩句鼓勵的話:「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現在我也將這兩句話與諸位分享,道心也就是你的願心,只要你有願意為佛教、眾生抑或為社會奉獻的心願,那麼就不必憂慮生活費,自然有人會資助你;如果真為生活費而忙碌,那麼為社會、為眾生奉獻的心大概就沒有了。當初跟我一起在日本求學的許多留學生,每天為了賺更多的生活費而疲於奔命,結果便無法把書讀好。後來我的指導教授又對我說:「如果你實在過不下去,我帶你去化緣」。這位教授對中國人充滿感恩之情,他認為歷史上有很多日本留學生到中國求學求法,帶回很多東西,因此日本人必須報答中國人供給法乳的恩惠,這也是他願意帶我去化緣的理由。教授的這番話使我頓時安下心來,再無後顧之憂,而且也很奇怪,不久我就收到了一份來自瑞士的匿名獎學金,讓我順利地完成四年的博士課程。這是一個非常難得而且不可思議的因緣,一直到幾年前,我才知道提供我這筆獎學金的人士是誰。我想「道心之中有衣食」這個觀念,不止對佛教徒有用,對任何人也都有用,只要你有為國家社會貢獻的心願,你就一定有辦法完成你的心願。我遇過好幾位教授,談起他們的學思歷程,幾乎都有同樣的遭遇。

我一共花了四年的時間修完博士課程,同時拿到文學博士的學位,這在我就讀的學校裡尚無前例,而在當時的日本也是很稀有的事。畢業後,我旋即回台灣參加民國六十四年的海外學人國建會,並於會場中認識了許多位學者,也認識了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他邀請我到他的學校教書,但當時因為我還要去美國,所以沒有答應他。本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維多利亞學院請我去擔任一個特別講座,而僑居美國的沈家楨先生亦邀請我先到美國,再到加拿大。於是在那一年(公元一九七五年)我到了美國,而且也改了行,由新科文學博士變成禪師。因為在那邊文學博士無用武之地,而美國佛教會有一批西方的年輕人想學中國的禪,正好我在日本、中國大陸及台灣都有一點禪的基礎,於是就開始教禪,直到現在。

一九七六年冬,先師東初老人圓寂,我遵其遺命回國主持他的道場——中華佛教文化館。那時張其昀先生聽說我回來,就請我擔任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副教授,當時該研究所附設的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出缺,他也一併請我擔任所長。基於這樣的因緣,我又回到了本行,並且執起教鞭,開始教書生涯。台灣第一所佛學研究所就是由中國文化大學首開先例,後來這一所佛學研究所也演變成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所以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

那時候我的責任很大,除了找錢還要找人來授課。很多課程都不容易找到人,更何況要找教佛教語文、佛教哲學的人,難上加難,於是從國內找到國外,連我自己都濫竽充數。像中觀、唯識、淨土、禪學、天台、華嚴等課程,全都由我一個人包辦,幸而學生都非常優秀,帶了兩個學期之後,都能夠自己獨立研究了。我的梵文不好,但是我帶出來的學生都非常好。我的專長是中國明末的佛教,非印度的中觀及唯識學,不過我還是開了這兩門課,因此我也變成了唯識學家、中觀學家。幾年下來,學生一個個到國外留學,也有好幾位已回到台灣貢獻所學,其中一位惠敏法師,還當了國立藝術學院的學務長,梵文相當的好。我從前帶的學生,有的現在已經在我們自己的研究所教華嚴、天台、中觀、唯識等,而我們現在開的語文課程,如藏文、巴利文、梵文等,老師和學生的素質都很高,有好幾位能將藏文原典譯成中文,或是研究梵文而能寫論文甚至出書。

當初我教這些課程時自己的程度雖平平,但是要求很嚴格,我對學生說:「我不行,但是你們要行,因為我不懂,所以你們要懂」。這一點是跟我的老師學的,他是假不懂,而我是真不懂,然而即使自己真的不懂,也要叫學生們懂。

中華佛學研究所有一份學術論文刊物,名為《中華佛學研究》,前身是《中華佛學學報》,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由於這份刊物,我自己每年必須交一篇論文。另外我也參加了幾個國際學術會議,有日本的,也有世界性的,因此我每年都要寫幾篇論文,有的是用外文寫的,有的是用中文寫的,這些論文多半會在台灣的中文刊物上發表。我一路走來,今年雖已七十一歲,並沒有放棄研究,也未曾放棄學術。在佛教學界,大概很少人不認識我,這倒不是因為我的學術成就有多了不起,而是由於我辦教育非常認真,我們的老師以及學生都非常優秀,而且也常態性地參加國際會議之故。

以上與各位分享我的讀書歷程,接下來談我學英文的有趣經過。我在小時候已經學過ABC了,但是我的英文一直不行,之所以到美國,就是希望能將英文學好,那時我已經四十六、七歲,雖然不容易,還是要繼續學。我並不是期待美國的環境多好,只是認為有國際性的接觸,而且多開點眼界總是好的。因此截至目前,我有中文著作、日文著作,也有英文著作,主要是中文著作,而英文著作多半是屬於禪修指導方面。這些書有的是學術性的研究,有的是通俗、開放性的文章,研究性的是給少數人看、通俗性的是給多數人看的,但若想把通俗性的東西寫好,就必須有研究做基礎。我年輕時寫文章的態度,就是一定要讓別人看得懂,前提不是自己想要發揮什麼,而是讀者需要什麼,我就提供什麼。

我向來的研究原則有二,一是古為今用、溫故知新,這是從現在看過去,將先民的智慧遺產消化後,重新組織,便會產生一種新的觀念和新的力量,然後再把它活用於現代。如果沒有借助古人的智慧,那麼我們只能天馬行空、閉門造車,這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研究的基本態度是「古為今用、溫故知新」。二是立足中華、放眼世界,也就是本土化與國際化。本土化與國際化必須並重,倘若僅把眼光放在本土化,未能將心胸擴大,忽略了國際的互動往來,那麼本土化就成了死棋,沒有前途。

我學習任何一樣事物,都與我的生命有關。記得楊國樞先生談學思歷程時,曾提到職業與志業兩種問題,我個人卻從未想過這兩個問題,如果一定要問我的職業,那就是當和尚。其實和尚是一種身份,不是職業,若和尚是職業,那麼諸位身為在家眾,也是一種職業了。對我而言,我的志業就是我的職業,一是我的興趣,一是我的身份,我與我所學完全結合在一起,並不是為了生活或前途而學。雖然我在軍中的那段時間讀了很多與佛教不相關的書,對我仍是有用的。例如貴校的李教務長,本身是學電機的,現在卻鑽研氣功。還有陳校長是學醫出身,但是除了醫學之外,他還有很多專長,不但外交考試及格,對中國古典文學、翻譯文學都很熟悉,一般的常識也非常豐富。就我自己而言,如果我在年輕時沒有讀過那麼多雜書,我想今日我不可能與那麼多頂尖的學者對談了。我除了本行之外,也學習非本行的東西,這方面胡適先生給我的影響很大。他說:「做學問就像金字塔,自己的本行要專精,非本行要博大。」

我所說的雜書,並非雜亂無章,仍然有我的興趣在,而且對我有用。譬如文藝小說、文學小說,對我都有用,一直到現在為止,幫助我寫了很多書。如果文筆沒有練好,那麼寫出來的書就沒人看,而且寫書時一定很痛苦。但我現在寫書是一樁快樂的事,只要有數據,有自己的想法,就能寫出書來。

我在山中的時間,是一個綜合性的時代,我接觸到太虛大師及印順法師的思想,知道印度的佛教分有中觀、唯識、如來藏三大系。過去我只知道有經典、論典,也詫異為什麼這部論與那部論的講法不同,這部經跟那部經的觀點不一樣,後來我才知道經論之中各有各的派系。這三大系即是三大學派,一是龍樹的中觀學,一是無著、世親的瑜伽唯識學,另一是如來藏。如來藏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在研究。它是非常廣義的,並不專指某一個人或者是某一個派別,許多部經典都具有如來藏的思想。同時我也知道了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不同之處,只是當時仍沒有辦法整合。

在留學期間,我專攻一個主題,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同屬一個範疇。我的碩士論文,原則上討論天台宗的源頭,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是一位人物,即明末的蕅益智旭大師。大家都說蕅益智旭是天台宗的人,因此我先從他的天台宗著作著手,然後再進行整體的研究,結果發現蕅益智旭根本不是天台宗的人,也不是天台宗的學者。他只是利用天台宗的架構來發揮他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位集中國佛教大成的思想家,在中國明末有這樣一位大師,在中國思想史上有非常特殊的意義。他涉獵非常廣博,天台、華嚴、唯識、中觀樣樣都通,淨土和禪樣樣都懂,他編了一本書叫做《閱藏知津》,把大藏經整個融會貫通,並且勾勒出每一部經的精要。還有一本書叫做《法海觀瀾》,也是把大藏經整合後,從思想面去擇取它的精華,這對我幫助很大,從一個主題看到整體的佛教,就像從一粒砂看整個宇宙。我研究這一個人,他的著作我全部都看,但是我不能把他所有著作都作為我研究的主題,我以其中的一部著作作為論文的中心點,把他整個的思想以及與他相關的著作、人物,還有那個時代的背景,研究得一清二楚。我希望進入這位大師的內心世界,他距離我們已經有五百多年了,但是我清楚他的思想脈絡以後,就進入他的世界,看到他所描繪的佛教面貌。

以上是我做研究時的一種態度和心得。繼續講我在教書的階段。從我擔任文化大學以及東吳大學的教職之後,我的思想就漸漸地本土化。從大的範圍回到小的範圍,從國際的回到本土的現代,我漸漸地意識到中國的現代需要,因此我們舉辦了幾次國際學術會議,都在討論「從傳統到現代」這一個主題,每一次的國際會議又都會有各自獨立的子題。我希望把整體的佛教推廣出去,所謂佛教的傳統,並不是只有中國的傳統,還應該包括藏傳及南傳的傳統。我們要生存在這個現代,就必須了解佛教現存的這三個系統的過去,並思考其對現代的用處。這麼多年來,我就是一直在思考,學術研究的結果究竟對現代有什麼作用,如果對現在沒有作用的東西,可以做為一種文獻,也許對未來有參考的價值,但是重點還是應該放在「現代」,這是最重要的。

再來是我教禪修的過程。從民國六十四年到美國,一直到現在,我持續在美國,以及中南美洲、歐洲的五十幾所大學中介紹中國的佛學。他們對中國佛學最感興趣的有二種,一個是禪,另外一個是華嚴。西方的學者抑或西方的人,他們並不一定想要學佛,但是仍想聽一聽東方的佛教哲學裡所謂禪的思想究竟為何。華嚴的思想跟禪有點連帶關係,其實這二者都跟如來藏有關。多年來,我都朝這個方向向世界各地傳播佛法,這不是傳教,而是向國際上希望了解東方哲學的人介紹佛教哲學及佛教思想。

十年前我創立了法鼓山。法鼓山包括現在的中華佛學研究所以及未來的法鼓大學。現在大學太多了,我希望法鼓大學辦得不太一樣,好讓大家都想到我們的大學來讀書。

我經常思考著如何對對人類的思想有用,我從多方面思考如何釐清和轉變人的觀念。其實我們今天的社會豐衣足食,比起二十年前好太多了,然而我們大家還是很不滿意,還是很痛苦,還是茫茫然,而且非常無奈。我們看到媒體的報導,各種各樣的狀況層出不窮,這些問題都肇因於人的觀念不夠健全。舉幾個例子來說,有一位政界的高層次人物,到法鼓山禪修三天之後,他觀念不一樣了,他變得比過去積極,但是少了一份痛苦;他非常努力,卻少了一份負擔。另外有一位科技界的大企業家,經過三天的禪修,他的人生觀改變了,做法、作風也改變了。「改變」並不表示他就放棄了他的事業和家庭,而是更積極地為他的事業、家庭努力。他過去認為「這是我的事業,我的事業就是我的財產」,而現在的想法是相反的,「這不是我的事業,是社會大眾的事業,是大眾需要的。這財產不是屬於我的,是屬於全社會的,是共有的,我只是在保管。」這個觀念一改變,對自己有非常大的好處。好處在哪裡?就是凡事很積極卻少一份痛苦,很努力卻少一份負擔,因為大家共同分擔,不需要自己獨自負擔。這都是因為過去的因緣,有因緣許可你做,你不做的話,等於放棄你自己的責任,這樣就是一個消極的人。一個積極的人,應該是因緣在你面前,你不要放棄,因緣尚未成熟,就要促成它,因緣還沒有出現,要想辦法發現它,這就是積極的態度。如此成功之後,你不會覺得自己是那麼傲慢、自大、自負,如果失敗了,也不會垂頭喪氣,覺得從此以後抬不起頭來。

總之我們在觀念上需要做一番調整,因此我這許多年來,都希望把學術研究和生活實用結合在一起。學術必須學以致用,單純為學術而學術,我不反對,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需求,但是大家若都為了學術而學術,一般的人也就得不到益處,那麼社會就會有問題。

 

問:請問聖嚴法師,當你心中有一個想法的時候,你如何去促成這種想法的成熟,還有它的系統化,譬如說它的整合方面,還有比較方面,是如何去做的?

答:問得很好,但是我的回答可能你會失望,因為我看書的時候,我自己並沒有特定的目標,也沒有想要整合。如果一邊看書,一邊要整合,那很辛苦。我看了以後記得就記得,記不得就記不得,然後要用的時候,如果還記得,就能夠找到線索去用它,然後將它整合,不需要寫論文的,就不需要整合。這就是我的方法。有許多東西跟我研究主題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有時候跟人聊天時,我聽得懂,同時我也可以回答幾句話,雖然對做學問沒有用。這也是一種享受。但也不一定僅僅跟人談話才有用,有時候在不知不覺之中,你可能就會用到它。所以不必一定要怎樣組織它、分析它。

問:請問聖嚴法師,像你這樣出家之後,是不是能夠幫助你在精神上比較精進,比較能融會貫通,又如何創造出家的修行情境?

答:如果有興趣,學問就會跟自己的生命結合,不管正面與否,也不管你認同它或不認同它的觀點,都會對你自己的生命有用。也就是說,你覺得能接受的,你認為很好的,那馬上對你有用。如果你覺得不能接受,對你沒有用處,其實這就對你有用了。因為這是一面鏡子,讓你感受到相反的一個方向,就會激發你另外一個想法出現,所謂它山之石可以攻錯,這還是有用的。任何一種學問或者一種知識,如果你把它當成跟你生命息息相關,你就會有興趣,不會覺得這不是我要的東西,一看到它就很討厭。當然了,我們平常的人都是喜歡看自己喜歡的東西。

第二,在家人跟出家人好像不一樣,其實人是相同的。釋迦牟尼佛時代的弟子主要是在家人,出家人是少數。再來,我的學生也是以在家居士居多,出家人很少,我的出家弟子有一百多人,但是我的在家居士有十多萬人,如果對他們沒有用,這些人為什麼來跟我學習呢?這跟在家、出家沒有什麼關係。

問:請問聖嚴法師,我有個朋友,是位佛學家,每天念經,也講經。有一天,他說「佛教不是一種宗教,它是一種修養、一種學問、一種經典」。我說「大家都說佛教是三大宗教之一,你怎麼說不是宗教?」他說「這個你慢慢體會」。他給了我二本書,我自認中文底子不錯,但這二本書我就是看不懂。他說「常來聽我講經,有一天你頓悟的時候,你就會了解」,到底佛教是不是宗教?

答:佛教是不是宗教,有人說它不是,但我說它是宗教。說它不是宗教的人是一位學者。如果說佛教不是宗教,那是很奇怪的。宗教相信人在死亡之後還有什麼東西存在,人除了物質生命之外,一定還有一分精神生命存在,精神體,如果不相信這一些,就不是宗教,相信這一些那就應該是宗教。所以佛教應該是宗教。認為佛教不是宗教的原因,是從釋迦牟尼佛開始,不否定有鬼神,還有神通等等,只是不重視、不應用那些東西,所以與一般宗教稍微有點不一樣。一般宗教大概就是在求感應、求神通、求發財的範圍,有點類似算命、問卜或看風水的層次,所以我們可以說,佛教是宗教,但不是一般的宗教。

第二個問題,看不懂的佛經,就不要看了,挑看得懂的看。很多佛經是很容易看得懂的,但是有一些人寫的論文,就是不容易看得懂,他是引經據典,使用很多專有名詞,拚命鑽牛角尖。我是看能夠懂的書,看不懂的書我認為是挑戰,人家都說看不懂,我就非看到懂不可。我研究戒律,是因為大家都怕、看不懂、不想看,不願意看的東西,我反覆研究,就看出道理來了,這也可以試試看,這是看你要不要挑戰,如果不願接受挑戰,就不要看了。

問:如果接受一個機會,到了中途才發現自己實力不夠,進退兩難,請問此時應怎麼辦?

答:如果前面有一座山,你必須爬過去,你很想爬過去,而這個時候,你爬不過去,那怎麼辦?你還是要爬過去,但是現在你爬不過去,沒有關係,第一你可以繞道過去,第二你可以打一個洞過去,或者是你就放棄他,這座山不爬了,爬另外一座山去。如果這座山你非爬不可,那需要考量一下,你自己的體力、時間夠不夠,如果自己的體力不夠,時間也不夠,那麼你現在暫時不要考慮它。我自己一生之中,沒有一定要完成的事,我常常講,我隨時隨地都在完成之中。

我今天正在建設一個法鼓山,我們的法鼓大學還沒有開學,有人問我你七十多歲了,如果你死了怎麼辦?我認為自己的工作盡力去完成,只要想著現在能完成什麼就好了。

問:師父剛才曾說到您進佛學院時的考題是對佛教未來的看法,我想請教師父您現在對於佛教未來的看法是什麼?

答:從過去看現在,佛教由源頭發展為派系,派系下又有支流,正如源遠流長的大江有許多小支流一樣,最後都將回歸大海,這就是整體佛教的概念。與五十年前相較,目前佛教的各派系已逐漸互相認同,相信未來一個整體佛教的模型,會越來越清晰。